勞動力成本的上升一向被視作是造成中國出口型企業困境的原因之一，不過，這一觀點受到了來自學者的質疑。浙江財經大學經濟與國際貿易學院謝作詩教授認為，在沒有人為干預的市場上，工資等于勞動的邊際生產率所創造的價值。
勞動成本自發上升，一定是勞動的邊際生產率提高。如果沒有制度阻礙勞動自由流動，那么企業因勞動成本上升做不下去，一定是勞動在另一個企業創造了更大的價值——不可能任何人生產率都沒提高，卻有人工資提高了。
在邏輯上，在一個沒有人為制造的高工資、高福利的國家，勞動成本愈高，經濟增長應該愈快才對。安邦（ANBOUND）此前的研究也發現，表面上西方國家勞工成本高，經濟增速低，但這是因為目前的統計方法沒有考慮進財富和資產收入，美國近期GDP統計調整后增至3%也印證了這一判斷。
中國沒有人為的高工資、高福利，勞動成本上升不過是勞動生產率提高的結果。謝作詩認為，不是勞動成本上升本身造成了中國制造的困難，而是制約勞動自由流動的制度造成了中國制造的困難。
像廣東、浙江等沿海地區，勞動成本是由高房價、戶籍、醫療、教育等制度阻礙勞動力自由流動推高的。如果我們不區分勞動成本上升的原因與性質，簡單把制造業的困難歸結為勞動成本上升，那么就會誤判中國制造面臨的困難與中國的增長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