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十八屆三中全會于下月在北京召開時，也是新一屆中央領導層執政屆滿周年之際（以十八大為期）。國內各地紛紛猜測未來中國的改革方案。據了解，新的改革方案并沒有規劃未來十年的中國改革，而是把目標定到了2020年，這既是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也是十七大提出“實現人均GDP到2020年比2000年翻兩番”目標的截止時間，還是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
日前有媒體推測，三中全會可能會提出八大重點改革領域：
一、以依法行政、公開透明、大幅度實質性減少行政審批為重點，深化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
二、以打破壟斷、促進競爭、重塑監管為重點，加快基礎產業領域改革。
三、以權利平等、放開準入、公平分享為重點，深化土地制度改革。
四、以降低金融行業準入門檻、推進利率匯率市場化為重點，推動金融體系改革。
五、以優先調整事權、帶動財力重新配置為重點，啟動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
六、以重新界定職能、國有資產資本化為重點，深化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
七、以改進競爭環境和激勵機制為重點，促進創新和綠色發展。
八、以服務業開放為重點，深化涉外經濟體制改革。
如果十八屆三中全會在上述八個領域同時推出改革方案，那么改革的領土領域可謂比較廣。不過，即使這些領域被列為重點改革領域，但是否能推出有力度的具體改革方案，現在還不得而知。從宏觀形勢來判斷，安邦（ANBOUND）的智庫學者相信，改革除了取決于主觀愿望，還取決于核心決策層的政治決心，外部的政治環境、思想環境和權力環境，以及相關的戰略研究準備。
就此而言，我們對大力度改革仍然不敢抱太大的期望，改革方案的邊界和力度不僅會存在，而且十分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