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大勢和經濟運作，直接影響到每個微觀企業。
近日著名經濟學家周其仁教授登上講臺，講述《中國經濟的創新突圍》。
首先，用心記住周其仁教授的一個核心的觀點：
能與下行經濟對沖的，唯有創新。
能與下行經濟對沖的，唯有創新。
能與下行經濟對沖的，唯有創新。
創新可以對沖經濟下行這個觀點，從思想面上看，來源于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于1930年代提出的一套創新理論。
在熊彼特看來，多數經濟變化都是周而復始，人口增加，經濟總量也增加，但人均水平沒有太大的變化。那是一種平庸的經濟。要沖破這種平庸的、周而復始的經濟發展，實現現代經濟增長，真正的關鍵，最激動人心之處就是突破平庸，達到人均產出和人均所得的持續提高。
那么，如何突破周而復始的平庸經濟增長呢？熊彼特提出了一個到今天還是非常有影響力的概念，這就是創新。
他認為，如果沒有創新，很難突破經濟增長僅僅隨人口增加而增長，就無從實現人均所得的持續提高。
我們國家是一個有五千年歷史的偉大文明國度，但是在很長時間內，中國的增長也就是人口增加、經濟總量也相應增加，但人均水平沒有顯著提高。
據經濟史學家的研究，大概從13世紀到19世紀，中國經濟大體就處于這樣一種狀態，論總量全球第一，但人均水平在600年內沒有顯著提高。1840年以后，人均水平還有所下降，那就是能不能保留地球球籍的問題了。為什么傳統中國經濟呈現這個勢頭？按熊彼特的理念，就是缺乏創新、或者有創新的苗頭卻沒有普遍和持續。
經濟增長真正激動人心的就是非連續性的飛躍。經濟當中有很多連續性的東西，支撐了我們的經濟一代一代源遠流長，但是經濟要有看頭，最關鍵的還是要有飛躍。
熊彼特把這個飛躍叫創新，產品的創新，生產方式的創新，原料的創新，商業模式的創新，開辟了新的市場找到了新的搞經濟的辦法。沒有創新的沖擊，經濟就很平庸，頂多人口規模與經濟總量一起變大，但人均水平沒有持續提高。
中國改革開放在經歷了30年快速發展周期后，中國經濟增速放緩，面臨高位下行的挑戰。
回顧下這三十年，我們先看下中國的經濟高位是從哪里來的？
三波經濟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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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波是包產到戶。包產到戶之后勞動力多了，允許辦民營企業，允許往工業走，允許把城市門打開，這是我們高位增長的第一個奠基之石。
第二波是鄧小平南巡。經過80年代末的風波，還要不要堅持改革開放？這是當年很大的問題。鄧小平回答了這個問題，堅持改革開放，而且要堅持市場經濟。
第三波是加入WTO。這一波最重要，就是在我們自己改革的基礎上，加入WTO，以政府和世界主要國家政府協定為保障，把不適應中國和全球市場連接的障礙系統地去掉。
這三波重大的改革開放，就把中國國民經濟從“增五保四”，推到了高速增長的領地。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開放，這是國家真正成功最根本的一條。
高速增長的四種力量
第一是借了全球的力。
第二是成本優勢，廉價勞動力。
第三是改革急劇降低了中國制度成本，開放使中國參與國際競爭。
第四是中國人善于學習，人力資本投資增長迅速。
所以中國的比較優勢、成本優勢，就是要素價格低；改革開放讓我們的體制組織成本急速下降；然后學習曲線上升，質量開始提升。大體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舞臺上顯示國際競爭力。這是我們在世界舞臺發力的主要原因。
那么，發展到今天，經濟為什么下行了呢？周其仁教授說，主要有四個拉力。
經濟下行的四個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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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全球金融危機收縮外需。我們依賴出口，美國一出事，怎么可能不受影響？沿海不少省份的經濟、財政的收入就依賴出口，立即就下去了。歐美都出問題，我們整個出口市場就不能支撐我們的高速增長，這是第一個下行拉力。
第二、迅速丟失成本優勢。高速增長也讓我們比較優勢迅速丟失。放眼全世界，印度、越南、朝鮮也開放了，他們比你的東西還便宜，我們已經不是成本優勢最顯著了，創新優勢獨到式優勢還不明顯，被夾在中間。
第三、“不差錢”侵蝕企業家精神。不要光看官府奢華，我們整個企業界產業界也夠奢華，根本不知道我們自己到底幾斤幾兩。其實我們沒有洋洋自得的底氣，只不過是機緣巧合，窮了幾十年后鄧小平改革開放，有一個憋久的水位釋放的現象。但是“不差錢”把我們引到了另外一條路上，正經的事情不做，慢活不做，工匠精神逐步消失。如果一個企業老板帶頭奢華，他會侵蝕到他周圍人，他最后會侵蝕到我們的員工。
第四、真實利率急升，引發“債務型通縮”。這是市場的力量。當發現資產價格好的時候，你會產生一個需求，借錢投資。如果預期很高，借錢的需求就會高。萬一未來變化，你就會發現欠了很多錢，那個利息就會把很多人逼死。我們現在已經有40個月物價指數往下行，銀行利率是不變的，真實利率大大提高，那你過去借錢越多的，現在財務成本就把你吃死。
水落石出，經濟觸底后，會碰到幾塊硬石頭，對付不了這幾塊石頭，經濟就上不去。
經濟下行，三塊“石頭”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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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塊石頭是成本
收入即成本，高速增長等于高速推高成本。好的時候，一塊地都要搶，這個地價格不起來嗎？原料、能源、材料、技術。你花錢買過來，就是你的要素，等市場一下去，硬硬的石頭頂人。
比如我們HR不能光學會怎么招工，你會不會裁人。我們企業現在有多少消化成本的手段，收入就是成本，今年的收入就是明年的成本，這是經濟學的鐵律，所以收入漲的越快，就是成本長的越快，市場一翻臉，麻煩了。
我們現在很多鋼鐵企業都快被庫存給急死了，進了很多原料，以為鋼價還會漲，市場一翻臉你買的東西是你買的，會不會消化，會不會處理？
有的成本不完全是企業自愿付錢形成的成本，我把它叫做體制成本。
體制成本最堅硬，這個成本分兩類：一是市場競爭形成的成本；一是由政策、法律等體制規定的成本。
從1995到2012年，名義GDP（不是去掉價格指數的）長了8.6倍，工資總額長了8.8倍，稅收長了16.7倍，政府收入長了18.8倍，社保繳納增長了28.7倍，土地出讓金長了64倍，還沒有算上管制審批和被貪腐的。
李克強上任以后，就是抓這個事?？车袅撕芏喑杀卷?，后來他一看還是不少。這是哪來的，沒有多少是計劃體制留下來的，都是高速增長為了維持平衡導致。你看看社會管制成本、腐敗成本增長了多少倍？沒有統計數，經驗估值至少比GDP長的快。這都是中國產業界承擔的成本，導致中國企業整體競爭力的下降。
第二塊石頭是債務
通脹和負利率刺激借貸需求，普遍推高負債率。好的時候杠桿是對的，你不利用杠桿很難把你的資產表做上去。問題是拐點到的時候，你應對的了嗎？為什么那么多企業界朋友要跑路，要跳樓。他不明白自己為什么借了這么多錢，好的時候預期撐著，借多少錢放進去只能變更大的財富，為什么會借，拍拍手，幾個短信就幾千萬，幾個億這么來往，這是好的時候。翻臉的時候，市場是會翻臉的，支持市場現實價格的不但是真實的預期，真實的要素，還有人們的想象，想象是會變的。
第三塊石頭是產能過剩
現在什么企業最困難？他賣的東西價格已經不行了，跟他賣同樣的東西的企業產能逼著他要降價，他買的東西還沒有相對降很多價，很多企業就是這樣死的。因為企業都是投入產出過程，最難處理的是這個東西，你相信只要下行，所有要素價格都跌了，問題你能撐到它跌下來的哪一天嗎？
兩個突圍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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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教授對我們這個民族觀察很多年，認為中國人是好的時候表現很差，差的時候表現很好。上下五千年，誰也不能把我們滅了。
我們不要被所謂的過剩產能嚇著。只要精心做產品品質，精心做服務，市場空間還是巨大的。國內經過高速增長，已經形成了中產階級，形成了對品質有要求。我們這方面是供不應求，不是產能過剩。從這個角度我們產品的品質有一個巨大的上升空間，不要說你在發明新的東西。
再就是我們對便利性有越來越高的要求。服務業就是解決便利問題的，我們差的遠。旅游這么好的市場，看看我們的旅游服務，和國外比真的是差距非常大。
全球依舊是大舞臺。全球總需求當中發達國家的份額下降，新興市場的份額上升，但是我們國人腦子里的世界觀主要還是發達國家，我們沒有多少力量在新興市場去攻城略地。到印度去看看，那個市場很大，有多少人在那邊攻打？國家“一帶一路”戰略挺好，但是需要地面部隊，沒有地面部隊，這個宏偉的戰略是很難落地的，得一個個市場去開辟。
中國與發達國家平均收入差距還有10倍，人均收入不過全球第85，尚有不小的比較優勢；在新的全球格局中，中國可開拓新市場的潛力巨大；中國開放所累計的人力資本、先行者經驗，還有釋放、放大的余地。只要我們的外向經濟出現升級，也一定能支持經濟轉型，形成利好。
把產品做好了，還要加上創新。未來的成本還會升，如果再沒有獨創性優勢，就會遇到印度，越南、東盟國家的挑戰。去過一次以色列，深受觸動。以色列才800萬人，但是除美國、中國之外在納斯達克上市最多的國家。
中國經濟的發展就是兩個方向。講來講去就是當年商學院的兩句話，“你要么成本領先，要么與眾不同”。你真能與眾不同，成本上差一點也沒關系。你如果還沒有與眾不同的能力，就要把重點放在成本的控制上。如果既不能成本領先，也不能與眾不同，那我們就要與這個偉大的經濟時代告別。
如今，中國成本領先優勢已失，據說富士康都在想著搬去美國，中國經濟只剩下“與眾不同”這一條路，也就是創新。
所以周老說：
能與下行經濟對沖的，唯有創新。
能與下行經濟對沖的，唯有創新。
能與下行經濟對沖的，唯有創新。
是不是還有點抽象？我們可以從以下幾方面來理解。
創新對沖經濟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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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成本上升的情況下，需要通過創新提高生產率
今天我們的人均收入還是發達國家的十分之一左右，如果現在我們就喪失了出口優勢，以后還怎么發展？解決的辦法就是提高生產率。如果生產率上升的速度比工資慢，市場競爭力就處于劣勢，反之就能處于優勢。
2、組織形態的創新
海爾是一個大型的、傳統的家電企業，以前層級很多，一線的想法經常到不了總部那里。近期，海爾實現了組織形態上的扁平化，成為一個創業平臺。年輕員工如果有想法，不需要層層上報，而是可以自己出一部分錢，海爾配一部分錢，很快就把想法訴諸實施。這個改變是很有意義的。
3、營銷渠道的創新
中國的市場很大，營銷渠道需要很多投資，管理也很困難。最典型的就是小米在營銷上的創新。
小米在技術上跟蘋果、華為還有差距，但是他們的長處是把那個價位的產品做到精益求精。他們把售價降到比成本高一點，讓顧客覺得性價比高，通過口口相傳形成粉絲經濟，比廣告的效果更好。新產品推出來后，很快就被搶光。這樣小米就不需要鋪底資金，不需要到處建營銷渠道，創造了利潤空間。
4、創新不單單是技術創新，也涉及到制度創新
在周其仁看來，目前高收入國家復蘇依然緩慢，中國未來經濟的表現很大程度上將取決于政策方向。
和多數國家一樣，中國的前行伴隨著改革。周其仁教授建議，改革需要注意兩個方向：一是降低制度成本，以延續中國的成本優勢，比如降低稅賦；二是中國應掃清阻礙創新的障礙，這樣中國才能建立起自身的創新、獨特性優勢。這兩大措施是中國經濟未來的“ 引擎”。
政府和服務單位包括高校和科研機構，都需要全面深化改革，把妨礙生產力、妨礙競爭力的問題一項一項有針對性地解決。好多制度上的變化不是自上而下推動的，而是自下而上拱出來的。
IP電話就是一例。福州馬尾區一個民營企業最早把IP電話作為促銷手段，發現很受歡迎，就開始經營IP電話。當時國際長途電話每分鐘28-35元，他們的IP電話一分鐘4.8元。當地電信局告他們擾亂市場、牟取暴利。初級法院判他們敗訴，福州中院最后判非法經營證據不足，發回重審，因為立法的時候還沒有IP電話。電信部門的第一反應就是在電信條例中，寫明IP電話國家專營，而第二個反應就是推出了國家電訊公司，提供IP電話，價格是一分鐘4.8元。
這就是一個技術進步和制度改革引發成本下降的案例。
微信又是一例。一年前，電信公司想對微信收費，后來沒有實行，這反映主管部門的觀念有了可喜的變化。還有互聯網租車解決了供給問題、信任問題、效率問題，用戶體驗很好。這種創新會在下一個階段對沖經濟下行的過程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5、金融制度的創新
中國的金融仍然以間接融資為主。如果經濟好，回報率高，貸款需求非常旺盛。等到經濟不好了，原來覺得很低的貸款利息就變得很高。間接金融會放大經濟波動。對沖的辦法在20年前就寫進了中央文件，就是要發展直接融資、股權融資。股權融資在經濟好時回報高，在經濟差時回報低，能夠起到相當于穩定器的作用?，F在說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需要通過資本市場把最有潛力的小微企業識別出來并進行支持。
6、科研人員的創新
過去中國一直是后發國家，主要參照發達國家的經驗進行創新，是跟隨性、仿制性的創新，指哪打哪。在創新的過程中，有很多考核機制，要填很多表，在開始之前就要說明能夠做出哪些創新。
現在中國處于這樣一個時點，面臨創新模式上的改變，原有的做法在今后很長時間內還會占很大一部分，但還需要不一樣的創新機制。
有一個案例，當年聶榮臻搞兩彈一星的經驗有兩條，其中一個就是沒有政治學習，不搞政治運動，不干擾科學家的連續思維；另外一個就是給科研人員提供好一點的伙食，養好他們。當然前提是挑出視科研為生命的人。
這值得我們學習。如何通過創新，如何把好的想法變成產業和競爭力，這些問題是比對沖經濟下行更長遠的考慮。
最后，周其仁教授認為，如何看待中國經濟？這取決于取決于政府、企業和每個家庭的作為。
因為經濟活動是人的活動，所以新的一年的經濟會怎樣，取決于這年一開局我們所有的企業、家庭、政府怎么作為，不同的行為會有不同的結果。
不過周其仁教授有一個判斷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們的企業、政府、家庭現在最重要的就是要不怕疼，因為現在講的減庫存、去庫存、去產能、去杠桿、降成本多多少少都挺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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