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竹
顯然，外交部長王毅最近為期一周的歐洲五國之行并不順利，幾國政要在諸多敏感問題上對中國連環施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王毅歐洲之行的最后一站：德國。因為默克爾政府是歐盟中對中國最友好的政府之一、也是歐盟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之一。如果能夠贏得德國的支持，那就容易贏得歐盟的支持。就在訪問結束前一天，國內媒體都還在報道說默克爾應該會會見王毅，但默克爾卻以“聯系太晚”為由并沒有和王毅見面。而德國外長馬斯明確表示歐盟不可能成為中、美、俄地緣政治關系中的“玩物”更是讓聯合歐洲對抗美國的想法十分尷尬，畢竟王毅出訪的直接背景是正在正面相撞的中美關系。
德國的態度正在發生顯著即便不是根本性的改變。在王毅離開后，德國政府通過了《印太指引》（Indo-PacificGuidelines），重新定位了德國對亞洲的基本態度：幫助建立和維護基于規則而非強權的印太區域的經濟和安全秩序。我們知道，德國是一個嚴重依賴全球市場的國家，進出口貿易占GDP的比重超過80%，而中國又是德國最重要的貿易伙伴。顯然，德國的《印太指引》正在試圖建立一個逐漸弱化與中國關系的格局。而德國并不是第一個將國家戰略重點從以中國為中心的“亞太區域”（Asia-Pacific Region）轉向“印太區域“（Indo-PacificRegion）的國家。
上一周還發生了一件引起眾多關注的國際事件：安倍晉三因為健康原因辭去日本首相職務。歷史會證明安倍最大的政治遺產并不是安倍經濟學，而是他提出的印太地緣戰略。早在十多年前，安倍就意識到太平洋區域的穩定離不開印度洋區域的穩定，2006年第一次提出了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自由繁榮圈“（The Arc ofFreedom and Prosperity）概念，其時已經在考慮怎么樣打造不以中國為中心的區域政治和經濟格局。2004年，為了應對印度洋海嘯的破壞，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和印度組成了”海嘯核心集團“以協調救災。在安倍政府的影響下，這四個國家于2007年形成了更具政治性和更具針對（中國）性的”四方安全對話“（QuadrilateralSecurity Dialogue，Quad）。但是安倍對中國的擔憂在彼時并沒有得到廣泛的認同，畢竟當時的中國對于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而言并沒有直接地緣沖突。2008年，澳大利亞為了維持與中國的關系退出了對話，印度也消極對待，四方安全對話名存實亡。隨著近年中國在外交、軍事政策上的逐漸強硬以及美國國勢的削弱，2016年安倍正式提出了自由和開放的印太戰略（The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Strategy），試圖通過建立與區域內大國更加緊密的聯系來制衡中國。2017年，以建立基于規則的區域秩序為目標的四方安全對話重啟，標志著地區大國已經明顯感到中國的威脅，安倍的印太戰略終于有了可實施的國際環境。2020年8月，有新聞報道稱日本、澳大利亞和印度正在商討打造更具韌性的全球供應鏈，日本的印太戰略正在步入實施。
與安倍的自由和開放的印太戰略相呼應，澳大利亞和美國的外交體系也先后在2017年發布了印太戰略，美國國防部在2018年將亞太司令部更名為印太司令部，并于2019年發布了印太軍事戰略。白宮的對華戰略也是放在打造自由和開放的印太區域大框架里。2019年，法國作為第一個歐洲國家發布了印太戰略。法國和德國作為歐洲大國先后發布印太戰略具有十分深遠的戰略意義，因為按德國外長的說法，歐盟各國只有團結才可能在當前中、美、俄大國紛爭中“生存“，因此德法作為區域最有影響力的大國的態度很可能代表了歐盟的基本態度。2019年，東盟也發布了印太戰略：印太展望（Indo-Pacific Outlook），由于東盟國家的實力較弱以及與中國深入的經濟關系，在描述上避免了使用自由等具有價值判斷的詞匯，但是仍然強調基于規則的區域框架。盡管英國還沒有正式出臺印太戰略，但是其態度早在2018年與印度的聯合聲明中已經很清晰：建立開放和自由的印太區域。我們可以預見，作為印度的前宗主國以及與印太區域眾多國家擁有深刻經濟、文化交織關系的英國在脫歐后會把外交的重點放在印太。而據報道加拿大也在加緊制定其印太戰略。以自由和開放為核心的印太戰略正在成為全球主要政治和經濟體的共識。
上個世紀70年代末，鄧小平領導下的中國在冷戰時期及時“站隊“，通過開創性的改革開放基本國策，為中國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國際環境。過去四十年經濟的快速增長讓中國成為亞洲和太平洋區域具有關鍵影響力的經濟和市場力量，最顯著的一個特征就是諸多跨國公司都把其亞太區域總部設在了中國。但是，最近幾年隨著全球主要政治和經濟體紛紛出臺以基于規則的秩序（Rule-based order）為核心、以自由與開放為目標的印太戰略，意味著各國對于”規則“的追求已經重于對”利益“的追求，或者說印太區域規則上的沖突可能帶來的風險已經超過了沒有規則的經濟利益。所以這個時點再強調中國的市場有多么大其實已經失去了原有的魅力，或者說不再是一個砝碼。印太戰略是為了制衡中國，這一點可能大家都心照不宣，中國面臨的國際環境正在急速惡化。
如果說亞太區域的中心是中國，那么印太區域的中心就是印度。在這個區域中，唯一能夠和中國抗衡的體量來自于印度，正如冷戰時期在這個區域唯一能夠和前蘇聯抗衡的體量是中國。隨著主要國家在印太區域上都基本達成戰略性一致，如果印度的國內政策再給予相應的支持和配合，在疫情結束后，印度迎來“改革開放的春天“就是大概率事件。1979年，中越自衛反擊戰標志著中國與前蘇聯集團的徹底決裂，也加速了中國的改革開放。在當下的國際環境下，如果中印發生軍事沖突，不管輸贏結果怎樣，可能會加速印太戰略的實現。我更愿意將因為印太戰略形成的新地緣關系描述為”一體兩翼“：以印度為中心，以東盟和非洲為兩翼。與日澳更近的東盟和與歐洲更近的非洲也應該會成為這些國家印太戰略重要的組成部分。
盡管各主要國家已經形成相對一致的印太戰略，盡管有類似四方安全會議的松散組織，但是印太戰略本身還停留在國家層面，還沒有帶頭大哥，沒有形成類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印太公約組織。一旦基于印太戰略形成政治、經濟甚至于軍事同盟，那么中國就會面臨真正意義上的脫鉤，這恐怕是最壞的結果。
在王毅剛回到北京之際，楊潔篪又緊急出訪西班牙和希臘兩個歐盟成員國。其實，盡管眼下中美沖突愈演愈烈，但是我們應該站在一個更高的高度來看待未來中國面臨的國際形勢，我們面臨的挑戰遠遠不是美國的挑戰和壓力，印太戰略正在形成新的全球戰略格局，我們需要思考印太戰略的本質是規則與秩序，做出改變適應規則，成為秩序的參與者，畢竟適者生存。
白宮發布的對華戰略里寫道：“our vision of a free and openIndo-Pacific region does not exclude China.“（我們建立自由和開放的印太區域的愿景并沒有排除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