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內循環，重要的措施有那么幾項：
第一要抓好創新，內循環的重要載體是創新；
第二，要抓住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機會，把新基建搞上去；
第三，第三是老樹新芽，挖掘傳承產業的新發展空間；
第四，第四，解決社會內循環的消費能力的問題。
我們的創新目前有三個薄弱環節，如果在內循環下要把這三個薄弱環節補上，就會形成巨大的發展動力——
第一，目前中國在核高基的研發投入上還是短板，中國的研發費已經達到GDP的2.2%，一年有22000億的投入，在世界排名第二。
但是其中投資到核心、高科技、基礎性的研發，只占5%約1100億，比例非常低。美國在核高基投入的研發費是我們的20倍。
這方面我們要向任正非學習，任正非一年研發費是他的銷售額的15%，他1000多億的研發費里面，30%投在芯片這些核高基上，也就是300億。這樣的話，全國1000多億核高基研發投入里任正非一家去了300億。
而我們那么多大專院校、國有企業、民營企業的研發費，都是分散耗散，核高基領域的品種投的真的不多，今后要補這個短板，
第二，科技成果轉化的不多，好不容易有0-1的研發成果，但轉化為生產力的轉化率太低。
4月9日中央要素市場改革文件里特別講了一個概念，要形成一大批像德國的弗勞恩研究所。這個研究所干嘛的？
它不搞科研，而是把德國的科研成果轉化為生產力，是科學技術轉移的機構。你有成果，他有成果轉化生產力的智商，弗勞恩研究所就把兩頭接起來。
我們國家就缺這個，孵化器一大堆，就把發明創造的科學家納到孵化器里，這個孵化器其實就是一幢樓，房租不要，讓你在這搞，結果那些專家在大學實驗室能無中生有的發明科學進步一等獎、二等獎的成果，但這些成功轉化沒有發生，所以這方面我們路徑有誤差。
好不容易轉化出那么一點東西，但過去資本市場沒開門，從去年開始科創板出來了，獨角獸科研成果產業化的資本投入體系開始大門打開。
如果這三個環節打通，將是中國今后內循環創新的核心鏈條。
再說新基建。新基建之所以重要，它代表了第四次工業革命。
現在我們面臨第四次工業革命，核心就是智能化革命，5G時代、大數據、人工智能、移動互聯網、云計算、區塊鏈形成的產業互聯網、消費互聯網等等。
第四次工業革命中國不僅是跟進者，我們還是引領者之一，在5G一些方方面面我們是比較領先的引領者。所以中央在疫情下推出新基建，非常了不起的前瞻性，把這件事做好也是內需。
第三，老樹新藤，挖掘傳統產業新的發展空間，外循環的時候可以不當回事，但是當內循環的時候這也是新的增長動力。比如汽車我們已經連續三年銷售量在下降，年年下降好像到了天花板。
但仔細想想我們的汽車保有量是17%，每1000人是170輛，美國1000人是840輛，歐洲所有國家加日本、韓國發達國家經濟體系是60%多，我們現在才17%，菲律賓、馬來西亞這些發展中國家也有40%以上，憑什么我們到了17就天花板了呢？這些都是可以動腦筋的。
最后一條，我們有一個社會內循環的消費能力的問題，發展的主體動力源泉一是企業，二是小微企業，三是老百姓，這三塊內循環的主體動力要發揮。
企業有沒有積極性看六條，一就是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能解決好，二稅費成本要比較低，三有公開、公平、合理的市場秩序，四要保護企業的資產的權力，五政府和企業之間親戚關系要處理好，六還要保護企業家的家庭財產和人身安全，你把這六條做好企業就發展了，這是一個。
大企業強國小企業富民，小微企業不是生產力突破的什么工具，但它能夠自我解決就業，80%的就業都在小企業里邊，所以你把它當做民生自己保障自己，能有錢消費的重要的一個群體。
我們還有六個億低收入人群，主要是農民。我做過統計，重慶3千多萬人，2千萬農民家庭，財產性收入占全部年收入3%，97%是勞動收入或者出去打工的收入，這個問題40年沒變，這就是中國農民窮的一個基礎性原因。
如果能夠讓農民的財產性收入從3%變成30%，我就相信農民的收入會有巨大的提高，在這個意義上講還要靠改革。
以上這些,就是我講的內循環下要從技術進步開發到新基建、新的工業革命，老樹新芽，動力系統，企業動力、小微動力、個人消費的動力，把這些事做好，內循環就會很好的轉動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