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有哪些挑戰和機會。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主要是因為中國面臨的國際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國際環境發生變化，主要還是從中美關系發生變化開始的。
為了讓大家方便理解，我把特朗普時代的對華政策，簡單地劃分為“四個全”。
一、四個全：從外部遏制中國
一是全政府（The whole government approach）。
特朗普上臺初期對中國比較友好，還簽訂了中美貿易協議，之后就發動了中美貿易戰。
特朗普認為對付中國，一定要美國政府的各個官僚機構都協調起來。
以前美國政府不是鐵板一塊，由不同的官僚機構組成，各司其職。但特朗普認為各個機構獨立處理對華事務沒有協調好，讓中國鉆了空子，因此他想要整個美國政府。
各個官僚機構、各個政府機構來協調一致地對付中國。
二是全社會（The whole society approach）。
特朗普認為光是美國政府對付中國還不夠，還要動用美國的社會力量來對付中國。
實際上，特朗普時期的美國社會組織，尤其是一些國際NGO（非政府組織），在關于新疆、西藏、民主、人權等問題上一直對中國做文章，給中國制造很多麻煩。
而特朗普不僅想要上述的組織，還想要以前與中國維持正向關系的組織來對付中國，尤其是大學。
美國的大學以前自稱是獨立于美國政府的，現在在對華政策上自覺或不自覺服從美國政府的政策。
比如孔子學院這幾年成為美國攻擊的對象，有些合同還沒有到期，就終止合同，或是到期就不續簽。
三是全方位。
前特朗普時期，中美關系在軍事上、意識形態上是比較對立的，但是依然保持經貿往來。
之后，特朗普政府從貿易戰打到科技戰，既不允許中國的高科技企業（比如華為）進入美國，也不允許美國的高科技進入中國。更麻煩的是終止了很多高科技領域的交流。
此外還有臺海問題，中印問題，美國都是與中國對立的。
四是全世界/全球。
美國認為它一個國家來對付中國是不夠的，要團結其他國家一起來對付中國。
特朗普時代，一方面美國到處退群，退出《巴黎氣候協定》、退出了WHO（世界衛生組織）。
甚至退出了奧巴馬時代下建立的TPP（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協定）。
同時，特朗普時期的國務卿蓬佩奧，又在建立新的同盟，聯合其它國家來對付中國。
比如芯片，美國要建立所謂以“D”（Democracy，民主）開頭的同盟來對付中國。
1.從陸地到海洋
從歷史來看，中國的發展永遠是陸地邊防跟海洋邊防之爭。
當陸地國家，就往西北發展，當海洋國家，就往東南沿海、東南亞發展。
明永樂年間，有鄭和七下西洋，但是之后便出現了閉關鎖國（隆慶開關等都是小規模的開放），自我封鎖海岸線，所以中國失去了海洋時代。
而80年代后，我們立志要成為海洋國家。
美國現在想做的就是誘導中國成為陸地國家，往西北走，想讓中國成為地鎖國家（Land lock power）。
還有一點非常重要，近期大家都在討論阿富汗問題。
美國為什么要從阿富汗撤軍？
就是為了丟下包袱，重返印太，遏制中國。
阿富汗是我們鄰居，但是我們必須有自己的計劃，不要被美國誘導，介入阿富汗，我們要有自己的立場、自己的方法、自己的策略。
如果說得形象一點，美國和西方會鼓勵中國走“一帶”，封殺中國走“一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所以，美國現在將印太戰略提高到外交戰略的最高層面。
2.后基辛格思維
我以前提過美國所謂的“后基辛格思維”。
基辛格強調美國、蘇聯、中國三國大外交，之后的布林肯、杰克?沙利文這些人是“后基辛格思維者”，比如現在的美國、中國、印度之間的關系，所以美國在拉印度。
印太戰略最早并不是美國提出來的，而是日本首相安倍從印度外交官手上接過去并提出的。
印太主要包括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印度，其中，日本、澳大利亞已經成為美國安全系統的一部分，對美國言聽計從，因此現在印太戰略主要取決于印度的態度。
如果印度愿意融入印太戰略，就對中國成為海洋國家構成了最嚴峻的威脅。
目前，印太關系已經一直在升級，蓬佩奧時代一直在提升，拜登時代的線上峰會也已經開過了。
如果新冠疫情好轉的話，它們也會開線下峰會，推進速度很快。我們也要意識到這一點。
3.保持開放，中國未來有希望
中國怎么辦？
依然是要有信心、要理性。理性來自于信心，信心對各方面實力的評估。
我個人覺得，美國已經沒有全面圍堵中國的機會，時機晚了。
中國現在是第二大經濟體，全球最大的單一市場，我們的中產階級比例上比美國低，有4億，但相當于美國總人口，且中國4億中產消費能力不低。
美國強大在哪里？是它的市場力量，歐洲靠它，亞洲四小龍靠它，市場的力量是真的力量。中國也一樣，中國最強大的也是市場。
我剛才提到，整頓民營企業，比如高科技、教培，不是要封殺民營企業，而是為了規范民營企業，給民營企業打造一個更好的制度基礎，實現可持續發展，所以中產還是在增加。
到2035年， 如果中產增長到7億，那么中國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場，那時就沒有幾個美國企業想離開了。
西方人看好印度，認為中國之后可以開拓一個印度市場，但我覺得印度沒有抓住80年代后的那一波全球化，難度很大。
印度不可能建成像中國一樣大規模的基礎設施，不可能發生像中國一樣的大規模的工業化。
中國和美國打交道，一定要看到自己的比較優勢，一是市場的規模，二是開放。開放非常重要，中國未來可持續的發展取決于可持續的開放。
因為80年代后，中國經濟是在開放狀態下成長起來的，正因如此，我們已經是世界經濟體內在的一部分。
美蘇冷戰的時候，沒有多長時間就發生了美蘇冷戰，為什么那么快？
就是因為美蘇之間沒有任何的經貿互相依賴性，蘇聯跟美國僅僅是反法西斯的統一戰線而已。
而中國經濟和美國經濟同屬于世界經濟體系的一部分，分不開的。所以開放非常重要的，在開放中能吸收到外資。
我們甚至要進行單邊開放，單邊開放什么意思？
我在《大變局中的機遇》中具體講過：就是即使美國和它的一些盟友想封殺、圍堵中國，中國也要向他們這些經濟體開放，這在歷史上是有案可循的。
我們知道，開放有兩種：一種是大英帝國式的，一種是美國式的。
大英帝國就是你不向我開放，我也向你開放，因為工業化發生在英國，所以它有比較優勢。
美國是講對等開放，你向我開放，我向你開放。
我個人覺得，中國在這個階段應當學習大英帝國，而不應當學習美國。我們先不做道德評價，從可持續發展、影響力角度來說，我覺得大英帝國遠遠高于美國。
當然，有人認為單邊開放是不是我們要吃虧？
我認為不是，因為并不是所有領域都要單邊開放。比如和東南亞等國家簽署的RCEP，是對等的。
中國跟歐盟簽了《中歐投資協議》，當然現在有點政治困難，但是我覺得只要中國開放，協議還是會生效的。
美國搞合作、競爭、對抗、沖突，中國也可以采取“拿來主義”，對美國也可以這么用。
該合作的地方不回避，比如因為氣候變化對全球都有影響，中國作為大國，要承擔國際責任，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但是，該競爭的地方也要競爭，我們不怕競爭，但是避免惡性競爭。
在這個階段，我們要回避軍事競爭，直面經濟競爭。軍事競爭是零和游戲的，經濟競爭往往是雙贏的。
這次G7（七國集團峰會，即為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意大利和加拿大），美國針對中國的“一帶一路”也推出了美國版本的“一帶一路”，我覺得這是好事情，這是表明中國掌握了主動權。
朱镕基總理時期，中國和東盟開始了自由貿易區的談判，結果日本、韓國著急了，所以中國搞了一個“中國-東盟10+1”，日本也搞了“日本-東盟10+1”，韓國也搞了“韓國-東盟10+1”，最終有三個“10+1”，是赤裸裸的競爭。
但是，在三個“10+1”的基礎上，到最后形成了“10+3”，這是很好的。
所以，像“一帶一路”，如果競爭，雙方都有很多的機會產生。
三、內循環做市場，外循環做規則
美國如果要以國內建設優先，中國也要以國內建設為優先。
我發現一個現象：世界級互聯網公司基本分布在中美，歐盟沒有大的互聯網公司，但是歐盟有互聯網規則，為什么？
歐盟善于把它的市場轉化成為規則，無論是美國互聯網公司去了，還是中國互聯網公司進入歐洲都要遵守歐洲的規則。
中國互聯網公司間的關系和美國互聯網公司間的關系不一樣，美國互聯網公司是互相開放、整合的。中國的互聯網公司像一個個土豆，互不關聯，互相排斥。汽車行業也是一樣，沒有統一的規則和標準。
近代歐洲為什么強大？
因為歐洲崛起第一步就是將分散的市場統一起來，形成了歐盟。歐盟不是一個主權體，而是一套統一的規則。
我們現在提“雙循環”，如果利用內循環的機會把國內的市場統一起來，釋放的市場力量大得不得了。
而“外循環”就是要把中國的規則出口世界。首先接軌，學習好的規則，做加法，比如搞“一帶一路”、金磚、亞投行。
還有“新基建”，新基建也就是所謂的技術含量高的科技，這些當然也很重要，因為以前的基建像大規模的基礎設施、高鐵、港口、航空港做得差不多了。
技術上的基建當然是無限的、永恒的，但是我們現在還缺軟基建,就是醫療、教育、公共住房、社會保障。
現在，年輕人有了新的“三座大山”，現在又遇到未富先老，老齡化，尤其是大城市年輕人生育率低，本質還是因為軟基建沒有做好。
我最近在思考共同富裕的問題，我認為共同富裕就一定要把軟基建做好。
當然，中國這方面現在方向非常明確，比如這幾年控制房地產和房價。
我相信中國的崛起不只是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國內生產總值）的強大，也并不是軍事現代化，主要是一套非常新型的中國特色制度的崛起，這使我們成為真正的大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