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幾年來，中國一直實行旨在提高單位GDP能源利用效率的“能耗雙控”策略，以實現經濟提質增效。
很多人都關心中國GDP何時超過美國，卻忽略了一個真正關鍵的問題：中國若想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需要克服嚴重的資源限制問題。
與100年前的美國崛起相比，中國內部資源并不充足，這是中國發展的最大挑戰。中國要成為高收入國家，人均消費水平、人均資源占有量也要達到發達工業國水準。當內需不斷增長，當資源轉化出來的產品被我們自己消費時，世界經濟不平衡就會凸顯，歐美與中國的資源競爭就會顯現。另一方面要警惕的是，時代主題已經改變，以2016年為轉折點，世界進入新時代——全球性的虛擬資本主義走到盡頭，發達國家的產業資本開始回歸，必然引發矛盾和碰撞。這兩點是與以往國際局勢的最大不同之處。
未來10到15年是中國的關鍵時期。如果沒有新技術能保證人類和平解決資源問題，世界可能面臨新的動蕩和戰爭。在西方實體經濟再度壯大前，中國應抓住時間窗口期，將城市化、工業化水平推上新臺階，這是所有中國人共同面臨的歷史使命。
作者：王建 | 中國宏觀經濟學會
資源瓶頸與中國21世紀的挑戰
越來越多的人相信，21世紀的一個重大歷史事件是中國的崛起或者說中國的復興。很多討論往往把關注重心集中在中國的GDP何時超過美國，并將之視為中國徹底崛起的標志。
然而，這些關注重心可能忽略了一個真正關鍵的問題，即中國若想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需要克服嚴重的資源限制問題。與一百年前的美國崛起相較，中國內部的資源并不像美國那般充足，不足以支撐中國成長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而這種資源限制，也是中國自身發展進程面臨的最大挑戰。
▍中國的城市化、工業化潛力依然存在
目前，有的學者認為，中國以城市化為驅動力的經濟增長模式已經到達極限，理由是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已經開始飽和，各地的土地財政模式已經走到盡頭。但筆者認為，中國經濟還有高速成長的空間，中國城市化繼續推進的空間還非常廣闊。
從發達國家已有的指標來看，我們的城市化還遠遠沒有完成。現在戶籍人口城市化的比重才剛過40%，只有五億多的城市戶籍人口，而農村戶籍人口還有將近九億。雖然現在中國已經大概有七億的人口在城市常住和工作，但其中兩億多人是農民工，他們并不像城市居民一樣生活，他們在城市中主要是工作，而消費水平則是被大幅度壓縮，因為農民工群體在城市里獲得的收入大部分要流回農村、補貼家用。有調查指出，平均每位農民工每收入100塊錢大概只消費60塊錢，有40塊錢是要匯回農村、匯回老家。中國普通居民家庭的儲蓄率平均大概是20%多，但農民工群體的儲蓄率超過40%。這也說明，在中國，人的城市化，農村人口的市民化并不充分，還存在非常大的成長空間。縱向對比，若以20世紀70年代的日本和80年代的韓國的市民化率——80%~85%的標準來觀察，如果中國在2030年達到14.5億-15億人（包含二胎因素）的人口總量，則相應的市民化、城市化人口需要在當前基礎上再增加8億左右。
新增8億城市人口究竟意味著什么？
意味著需要巨量的工業化產值規模和巨量的資源規模來支撐他們的生活與消費。
根據現有的調查統計可知，中國的城鄉人口的消費差距是3倍，巨量的新市民意味著巨量的消費需求。若以東亞已經完成工業化的國家為參照標準，要支撐巨大的城市化規模，中國的工業產值還需要增加2.5倍。2017年，中國的工業產值規模是近40萬億，增加2.5倍意味著中國的工業產值規模要達到100萬億以上，才能支撐中國達到東亞國家正常水準的城市化率。從這個角度去觀察，中國的工業化任務遠遠沒有完成，支撐城市化的工業化發展水平還遠遠不夠。
以衡量工業化指標的發電能力為例。中國目前的年發電量5.99萬億千瓦時（2016年），人均發電量只有4000多度，美國的人均發電量是16000度。以現在去產能呼聲很高的鋼鐵工業為例，中國目前的人均鋼產量只有800公斤左右，距離人均一噸鋼的一般發達國家水平，以及日本在上世紀70年代就已經達到的人均兩噸鋼的水平，還存在不小差距。而且，中國因為人口稠密、平原面積少，要讓城市人口“住有所居”，就需要大量高層建筑、公寓樓式小區，需要的鋼鐵消耗量比發達國家的一般水平更高。中國現有的城市容量，是無法承載未來巨量人口的城市化的。以日本為參照，日本的城市容積率普遍在2左右，而在中國，即使是上海這樣的人口稠密地區，整體容積率也就在0.8左右，未到1的標準。
因此，如果中國要真正實現人的城市化，就存在著非常巨大的基礎設施投資空間，需要通過對舊城的改造來大幅度提升城市容積率。此種巨量規模的投資需求，足夠支撐起中國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繼續成長20年左右的時間。而且，如果未來新進城的8億新市民，其消費水平同步提高到目前的兩到三倍，在此基礎上，中國經濟就可以實現從投資向消費的驅動力轉換，中國經濟就有持續增長的空間。
▍推動城市化、工業化需要克服資源瓶頸
中國繼續推進城市化、工業化的需求和潛力是客觀存在的，但滿足這種需求、實現這種潛力的現實挑戰是，我們能否獲得足夠的資源來維持自身的高速發展，即我們能否克服自身的資源瓶頸。
過去多年我們得出的一個經驗是，國家發改委在進行十五、十一五、十二五規劃時，對于中國能源消費、鋼鐵消費等等指標的預測都跟不上現實情況的高速變化：2000年，發改委在進行十五規劃的時候預估，到2020年，中國的石油進口量大概2億噸左右，或者略有超過。但實際上，2016年中國的石油進口量就已經達到3.65億噸。進入新千年以來，全球石油的產出每年只增加1%，而中國的石油進行增速卻遠高于這一增量，2011到2015年，中國石油進口的平均增速是10%，是全球石油產能增長速度的10倍。與之相類似的，還有中國對鋁、銅等主要的金屬和非金屬礦產的需求增速。如2014年，中國進口鋁土礦3500萬噸，2016年則達到了6000萬噸。也就是說，近些年來，全球資源的新增產能，大部分已經進口到了中國。以此為參照，如果中國未來的城市化進程要求中國的工業產值規模增加2.5倍，全球資源能否支撐這么巨量的工業規模？這是個非常嚴肅的挑戰。
中國要繼續深化工業化進程，就要面臨國際資源競爭的歷史性難題。比如說，2017年印度不參與中國主持的“一帶一路”峰會，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印度對中國主導的資源物流體系存在疑慮，在印度人看來，如果全球資源都向中國富集，那他們的資源需求如何保障，他們的成長空間如何擴展？以史為鑒，人類社會圍繞資源競爭已經發生過兩場世界性戰爭。中國的巨量資源需求可能會對地緣政治格局產生重大影響，這也是中國崛起面臨的不利條件之一。現在很多人習慣以美國的崛起歷程來比附中國，但是，我們需要注意的是，美國崛起過程中的資源條件、國際環境比中國當下的處境更優越。美國在崛起過程中，并不用擔心資源問題。從一戰到二戰，世界上主要的礦產、資源、能源的發現，七成集中在北美大陸。與美國相比，歐洲國家要進一步發展就需要爭奪資源和市場，爭奪海外勢力范圍，歐洲大陸爆發戰爭時，美國可以作壁上觀，并享受資本避險、黃金流入美國帶來的巨額紅利。而中國在當前完成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的關鍵階段，恰恰最為欠缺的就是資源。這也使得中國的發展，面臨著地緣政治上的后發劣勢，崛起難度與之前各國相比更為巨大。
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目的之一就是通過拓展海外渠道解決中國的資源需求問題。然而，更大的挑戰可能是，即使中國建成了國際資源走廊，獲得了中東的原油和非洲的礦石，恐怕也不足以支撐中國的巨量城市化和工業化需求。當然，如果可以找到替代性的高效能源，比如實現可燃冰的持續性開采，那可能意味著中國能源瓶頸的巨大突破，但此類事件和技術創新很難預期，不能抱有過高期待。與此同時，很多人對“互聯網”的創新津津樂道。然而，互聯網的創新模式也無法改變資源的硬約束。所謂“互聯網+”的原理，其實是信息流帶動加快了價值流、物流的運轉，進而加快了生產速度。但是，所需要消耗的能源和材料并不會因此減少，還可能進一步大幅度增加。如果沒有能源和材料技術的革命性變化，人類圍繞著資源的爭奪就不會消失。
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資源流向方面，全球經濟結構產生了一些新的動向。比如，過去主要發達國家從發展中國家進口初級資源，然后向發展中國家出口工業產品。到了現在，很多發達國家開始從類似于中國的發展中國家進口制造業產品，一定程度上也放棄了對發展中國家資源的需求。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歐洲、美國的資源進口比重明顯下降，而從中國進口產品的比重逐漸上升。中國逐步成長為一個生產、制造的加工區，在國際貿易領域的表現，就是中國獲得的巨額貿易順差。但是，到了現在，當我們的內需不斷成長，當資源轉化出來的產品被我們自己消費的時候，世界經濟的不平衡就會凸顯，歐美國家與中國的資源競爭就會日益顯現。
因此，從中國自身成長的角度來觀察，所謂的產能過剩其實是個短期問題，只要中國能真正進入由城市化引導工業化的快速通道，必然會產生巨量內需。從現在到2050年，中國如果順利解決了資源瓶頸的問題，自然可以成長為世界第一大國，如果無法解決這一問題，就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因為GDP數據的背后是物質生產，是鋼鐵、水泥、電器這樣的工業產品，而這些工業產品背后，則是巨量的資源。一國的財富總量是以一國掌握、控制的資源總量為基礎的，一國的發展，也需要以為這些物質資源來作為支撐。中國要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意味著我們的人均消費水平、人均資源占有量，要達到發達的工業化國家水準。
而中國要獲得更多的資源、獲得更高的收入水準，就面臨和西方，和歐美的直接競爭，無論是在生產制造能力還是資源獲取能力方面。這也是與前一階段相比，在國際局勢上我們可能面臨的最大不同之處。
▍發達國家產業資本抬頭與中國戰略機遇期
同時，我們要警惕的是時代的主題已經悄然發生改變。以2016年為轉折點，當今世界進入了新時代——全球性的虛擬資本主義走到了盡頭，主要發達國家的產業資本開始回歸。
冷戰結束以后的二十年間，西方國家逐步進入虛擬資本主義階段，通過金融手段操縱和放大財富。但是，2007年次貸危機后，資產操縱模式難以維系。美國的虛擬的資產炒作，如CDO、CDS，規模都大幅度縮水，市場和炒家已經無法操縱房產這種高價值的資產了，目前美國的虛擬資產項目都是類似汽車貸、學生貸這樣的相對低價值資產。在2012年，大宗商品價格指數在危機后的恢復性增長走到盡頭，大宗商品交易的炒作無力維持。這里的原因在于：虛擬資產最后總需要嫁接在實體資產上，而經歷過危機，大額實體資產或是泡沫破裂，或是出現壞賬，或是被限制交易，無法持續操縱。當實體資產價值較低時，市場操作空間就大幅度減少。當資本市場、股票市場熱度和規模都在降低時，為了維持經濟，歐美各國只能通過央行的貨幣政策和貨幣操縱來刺激經濟，因此，2007年次貸危機之后，歐美各國真正膨脹起來的市場其實是貨幣交易市場。但是，這個游戲最終是無法持續的，因為單純的操縱貨幣并不能帶來實體經濟的發展，這種擊鼓傳花的游戲遲早會崩盤。
因為貨幣交易越來越關鍵，美國為了維護美元的貨幣霸權，一直在找尋機會限制和打擊歐元，然而，在難民潮的刺激下英國人選擇脫歐這一行動擾亂了美國的全球金融布局。當年特朗普上臺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對英國脫歐的政治反應。原因在于，英國是美國境外全球最大的美元的交易場所，英國金融市場的主體是美元交易。英國脫歐之后，割裂了歐洲大陸和英國之間的聯系，而金融服務業高度依賴人和人之間的面對面交流，這就影響了美國金融資本對歐洲的影響力，美國無法繼續通過美元和歐元之間的互動，通過軍事和地緣政治等因素去影響歐元。一旦金融資本的跨國操縱實力因英國脫歐而大幅度削弱以后，產業資本就相對增強，在政治上的表現就是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特朗普代表的恰恰是美國的產業資本的力量。
在美國，支持特朗普的主要有兩股勢力：一種是與金融資本對立的普通老百姓；還有一種是GE、波音這樣的大型實體生產集團。因此，特朗普的上臺也標志著美國等國家的產業資本（包括軍工集團）勢力再度站到臺前。而美國的產業資本回歸，美國的制造業復興，必然需要尋找新的資源和市場。與此同時，中國要完成工業化進程，也必然要更多的吸納全球資源與開拓全球市場。這兩種同質性的國際需求必然會引發矛盾與碰撞，值得重視。
從目前的局勢來看，美國的產業資本回歸、制造業復興還面臨很多挑戰，因為美國的工業制造能力在虛擬資本主義膨脹的二十年中受到了嚴重的沖擊和瓦解，很多制造業已經外移了。短期之內，美國制造業還無法與中國的實體經濟展開全面競爭。然而，美國因為具有強大的技術儲備及人才儲備和優良的能源條件、市場條件，其制造能力的恢復和發展也遠比其他國家更具優勢，絕對不能輕視。美國要回歸實體經濟為主的產業結構，目前來看，至少需要10年到15年的恢復性發展時段。美國的實體經濟回歸，也可能帶動歐洲和日本實體經濟的回歸。如果美國再一次回到實體發展的經濟路徑上，必然會改變國際趨勢。10到15年后，當西方國家實體經濟再度壯大，就會恢復對資源和市場的巨大需求，世界局勢可能又會高度緊張。
因此，對于當下中國而言，我們還存在10到15年的黃金發展期。未來的十到十五年，將是中國完成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的關鍵時期。15年之后，如果沒有新技術能夠保證人類采用和平手段解決資源問題，世界可能會經歷新的動蕩和戰爭。
世界大國的崛起不是一蹴而就的，美國從工業產值超過英國到GDP超過英國用了二十多年，再到它真正取代英國成為世界霸主又用了三十年。與之相比，中國2010年工業規模超過美國，到2030年左右估計經濟規模也能超美。
但是，不同于一百年前從英國到美國的霸權轉移，中國在走向世界的過程中面對著一個最大的挑戰：即與如此超大規模體量的崛起相伴，對維持持續增長的資源和國家戰略布局能力提出的要求，從人類歷史進程中來看都是前所未有的。中國真正實現崛起，中華民族真正實現偉大復興的時間窗口期，也即是未來的10到15年黃金發展期，我們必須團結起來，調動各方面力量，將中國的城市化、工業化水平推向一個新的臺階，這也是所有中國人共同面臨的歷史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