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我國產業體系有“脫實向虛”的不良傾向，怎樣才能保持和強化制造業的實力與地位？
很多地方政府根據十四五規劃中提出的“保持制造業比重基本穩定，鞏固壯大實體經濟根基”的具體要求，紛紛在各自制定的十四五規劃中，明確地提出制造業占比的具體要求。
然而，這些要求看起來是為了穩定實體經濟，其實仔細分析不難發現，它不僅難以實現，而且不利于貫徹中央提出的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新時代要求。
作者：
劉志彪，南京大學長江產業經濟研究院理事長、院長、教育部首批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趙偉，浙江大學教授；
徐寧，南京大學長江產業經濟研究院副院長
制造業占比下降
是產業結構演化的一般規律
在工業化、現代化進程中，產業結構的演進服從“配第-克拉克”定律以及庫茨涅茲、錢納里等人的研究結論。產業結構的演進一般呈兩個大的階段：第一個階段是非農化和工業化，農業產出和就業在三次產業中的比重持續下降，制造業構成的第二產業的產值和就業比重持續上升；第二個階段是經濟服務化，第三產業也就是服務業占產出和就業的比重持續上升。當代國家工業化完成尤其是“基本實現現代化”時期，第三產業產出和就業比重，無一例外地占六成以上，甚至達到七成以上。
以制造業立國的德國、日本兩大經濟體為參照。德國在二戰后的60年代第二產業產值比重達50%以上，之后進入經濟服務化階段，第三產業占比在70年代超過二產，80年代超過60%，兩德統一后的90年代超過65%，其后穩定在68%～70%之間，最近10多年三產和二產產值比重分別穩定在70%左右和23%～25%之間。與產值結構演進相一致，德國的就業結構也經歷了相應的變化：20世紀60年代中期之前，二產占總就業的一半左右，三產只占三分之一多點。70年之后三產就業比重迅速增加，80年代三產就業突破50%，二產就業比重跌破40%。90年代三產就業比重突破60%，二產比重跌破35%。2000年以來分別穩定在70%以上和接近20%的水平。
戰后日本的經歷與德國相似：1955—1970年，為非農化和工業化階段，期間第二產業產值占比由33.7%上升至43.1%。1970年進入經濟服務化階段，持續到泡沫經濟崩潰前的1989年。期間二產比重相繼降到35%以下，最后降到28.1%。同一時期，第三產業產值比重由1970年的50.9%，相繼升至1980年的60%和1989年的70%以上。就業結構的變化與此相一致。1955—1979年，二產的就業占比由24.9%上升到35.3%。1970年之后開始下降。相繼降到1980年的34.3%和1990年的33.8%。2000年以來維持在30%左右。
圖 1955-1989年日本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占比
隨著全面小康社會階段建設的勝利和社會主義現代化新征程的開啟，我國產業結構演進的二產化高潮也已過去。其中產值結構方面，2012年發生逆轉，三產占比首次超過二產，分別為45.5%和45.4%。之后三產增速持續高于二產，比重持續上升，2015年超過50%，2019年攀升到53.9%。同期二產增加值占比由45.4%下跌到40.8%和39%。從就業結構來看，我國經濟服務化浪潮來得比產值結構變化要早些。本世紀開始，三產就業占比就已超過二產，但因戶籍制度等原因，就業結構的非農化進程要緩慢一些，2014年二產就業人數首次超過一產，三次產業就業結構分別為29.5：29.9：40.6，初現3＞2＞1的就業結構?，F在產業結構的總態勢，也一直是三產就業和產值比重均繼續不斷地增加。
需要強調的是，即便經歷了產業結構的上述巨變，日本和德國作為世界最重要的制造業大國與強國的地位并未動搖；即使發生了中美貿易戰和新冠疫情，我國作為世界工廠的地位反而更加鞏固。因此，工業化、現代化進程中制造業占比下降是客觀規律也是必然趨勢，我們不應糾結于其占比問題，而要深入思考如何推動優化升級、高質量發展。
穩定制造業占比與高質量發展
毋庸置疑，推動制造業優化升級與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在于堅持創新引領。但實踐中鼓勵制造業創新，需要從認識上澄清下列兩個問題：
（一）制造業創新悖論
這是指制造業創新服從索羅中性偏向，即會偏向于節約勞動力的技術進步，從而導致就業量的相對和絕對減少。這個機制使制造業創新與增加就業相悖。實踐中，處于就業、GDP指標和財政等多重壓力下的地方政府，其短期選擇當然傾向于穩定制造業占比，但結果卻有損于制造業的創新和技術進步。
如何解開這個悖論？根據各國發展的經驗，應該明確，制造業只是創造國民經濟效益的部門，而不是就業的“蓄水池”；就業的蓄水池應該選擇大力發展服務業。因此解決這個悖論的出路，不能在制造業本身或內部尋找答案，高質量發展的唯一途徑是要促進服務業的發展和創新，而不是強行規定制造業占比必須是多少。
這方面情況既被第四次經濟普查數據所證明，也被阿里等新型服務業企業的個案所佐證。第四次全國經濟普查數據顯示：2013—2018年，我國二產從業人員由19267萬減少到17255.8萬，凈減少2005萬人，減幅10.4%；而同期三產從業人員從21067.7萬人增加了4726.2萬人，增幅28.9%。2019年互聯網大會宣布，2018年單是阿里電商平臺一家，就直接創造了1558萬個就業崗位，間接創造了4082萬個就業機會。
圖 2013-2018年我國二三產業從業人員變化（單位：萬）
（二）服務業低生產率的“成本病”
服務業具有低生產率的特征。這個問題也稱為“鮑莫爾成本病”。鮑莫爾在上世紀60年代對美國產業結構的研究中發現，美國的制造業成本被技術創新和自動化大幅度降低之后，其就業和產值比重在整個經濟系統中隨之雙雙下降，而與此相反，服務業在技術進步和生產率相對較低的情況下，其規模卻得以大幅度擴張。
“鮑莫爾成本病”的存在，使人們擔心鼓勵制造業創新會導致中國制造業如西方國家一樣地位下降，導致經濟增長速度放慢，從而動搖中國制造業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這種看法是有問題的，需要進行深入分析并厘清。
首先，制造業創新導致其占比收縮的“去工業化”，只是一個統計現象而已。隨著需求規模的增長和分工深化，許多原本屬于制造行業內部的服務活動（如研發設計、品牌營銷網絡、物流融資等）被分離出來形成一個獨立發展的、為制造業服務的新行業，即生產性服務業。統計上，下降的這些部分變成了生產性服務業的增長，這其實是原本屬于制造業內部服務活動的外化。這種外化恰恰是提升制造業質量和效率的必須途徑。
其次，認為美國服務業高度發展是“去工業化”，是制造業空心化，這種觀點其實是誤導和誤解。最近，國家發改委產業司原司長年勇說，很多人僅看到美國2019年制造業2.36萬億，占比僅11%，而服務業占比達81%，遠大于制造業，而沒有看到服務業背后的東西。其實，在美國服務業的81%里頭，有60%以上都是為制造業服務的，這些年生產性服務業占美國經濟總量約50%，就是說美國經濟全部總量里，有一半是為制造業服務的。把生產性服務業加上制造業本身，廣義的制造業占比就超過了60%，所以美國其實從來沒有放棄過制造業，它一直是一個制造業大國和強國。
第三，發展現代生產性服務業，與強調發展制造業是并行不悖的。生產性服務業發展才是壯大實體經濟的真正根基，才真正代表制造業的高質量發展。它包含密集的人力資本、知識資本和技術資本，是驅動制造業發展的強大心臟和聰明的腦袋。生產性服務占比可以檢驗一個國家制造業發展的水平和高度。研究估計，這些年我國生產性服務業占GDP的比重在20%左右，但是在不斷提升，而美德日等工業強國在40~50%之間，仍有很大差距。
最后，通過強調穩定或提高制造業占比來鞏固壯大實體經濟，可能是錯誤的。是否是實體經濟，不是以部門或行業來界定，而是看其活動是否創造財富。如果違反產業結構變動規律，為提升制造業占比而盲目加大投資，造成產能嚴重過剩，那么這些過剩的制造活動就是浪費財富，就是泡沫。鞏固壯大實體經濟的根基，關鍵是要鼓勵制造業的創新活動，同時大力發展現代生產性服務業，而不是一味要求穩定或提高制造業占比。
建議采用：
“制造業占比+生產性服務業占比”
指導性指標
客觀來看，“十四五”期間要實施中央提出的推動高質量發展的主題，我們的功夫多半得用在提升服務業水平上。隨著信息技術革命的深化，以智能化、數字化和網絡化的服務業引領制造業創新，推動制造業乃至所有產業的轉型升級是大勢所趨。這方面，制造業發達的江浙再次站在了全國的潮頭。尤其是浙江新提出的“制造業2.0版”方略值得關注。
浙江“制造業2.0版”提出了通過“三大工程”，推動省域制造業的改造與升級：兩個工程盯牢的是服務業，一個工程瞄準的是效率提升。盯牢服務業的兩個工程，分別為“數字化—智能化工程”和“服務化工程”。前者強調通過“發展數字服務平臺推動制造業升級”，后者明確提出“制造業的服務化”，大力發展服務型制造，培養新型營銷。瞄準效率提升的工程是制造業的集群化和價值鏈化，提出打造4個世界級和15個優勢制造業集群。集群化的直接結果無疑是增效減人，世界級的水準也一定是增效減人。
顯而易見的是，要借助上述三大工程實施浙江制造2.0版，就不能給制造業設定一個占比，而是得放手讓生產性服務業從制造業分離，同時培育新的生產性服務業。在統計意義上，服務業占比勢必還得提升。若設定一個制造業占比，無異于自縛手腳。由此，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的十四五規劃，不宜強調制造業占比，而應鼓勵生產性服務業自制造業的分離。
為了給各地一個更科學的、宏觀上的指導，我們建議中央政府揚棄“保持制造業比重基本穩定”的提法，在修訂后的十四五規劃中，制定一個“制造業占比+生產性服務業占比”指導性指標。這有利于我國產業結構朝更加科學合理的方向演進，有利于制造業創新和技術進步，更有利于整個國民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