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趙建
疫后元年，中國經濟復蘇之路走的如何，到底是通縮還是通脹，衰退還是復蘇？迷影重重。有兩個變量很關鍵：一是中國房地產，代表著中國的城市化水平和強大的內需，往往在經濟下行期以需求刺激政策出現；二是中國制造業，代表著中國強大的國家競爭力和供給能力，為全球提供物美價廉的商品和工業品。
時至今日，前者有點被“妖魔化”：房價大漲就是資產泡沫，大跌就是資產負債表衰退，理論上合適的狀態是保持與名義利率或GDP增長率同樣的漲幅，但這無異于“鋼絲上跳舞”。一個國計民生行業何以至此？很顯然，中國的高質量發展不能再過度依賴房地產，應該重新回到自身具有稟賦優勢的中國制造上。
大道理顯而易見，關鍵的是轉型過程中的代價、風險和陣痛。最近幾年，在國家政策的價值主張下，中國制造業的地位的確在不斷提升。疫情三年，更顯示了實業強國的重要性——制造業代表著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國家競爭力，社會責任，戰略正確等等，也獲得了各種各樣的政策支持。然而，一個現實又不容回避的問題是：需求在哪里？大力支持制造業擴大產能和提高技術創新后，誰來買這些產品？在高層看來，這個問題的答案是構建以內需為主的雙循環新發展格局。
然而疫情三年，中國制造業在“全球都在印鈔，只有中國在生產”的奇特景觀下再次崛起，外需竟然又成為拉動中國經濟的主要邊際力量（GDP貢獻重新回到次貸危機前的18%左右）。但隨著疫情褪去，全球供應鏈全面恢復，同時全球周期性衰退開始出現，外需已經開始快速萎縮。過去一年，整個出口不斷下滑，雖然3月份的出口出現了超預期的回暖，但是最新的PMI顯示，接下來的一段時間外貿訂單依然非常嚴峻。
更為嚴重的是，去全球化、戰爭、國際秩序重構、大國博弈、地緣風險等等前所未有的大變局，正在推動中國的制造業產業生態發生巨大變化——無法承擔供應鏈風險和創新成本的中小制造業企業風雨飄搖、前途渺茫，逐漸被新的制造業成本優勢的國家中小企業替代。產業鏈外遷的趨勢也非常嚴峻，畢竟水往低處流，哪里成本低產業資本就會流向哪里。當然，這里的成本除了生產成本外，主要還是制度成本，營商環境，對外開放的程度，法治化和市場化水平等。最近兩年，越來越多的西方公司將產業鏈遷移到印度，企圖在中國制造之外打造另一個世界工廠，這個戰略被稱為“中國+1”。
在這樣充滿變動與陣痛的關鍵時間，4月、5月召開的兩大高層會議——一季度政治局會議和二十屆中央財經委會議，對當前的宏觀經濟走勢做出了判斷，為未來中國制造業的發展之路定了調。概括來說就是擴大內需，保障就業，打造基于安全穩定的現代化產業體系，激活市場內生動力，呵護優秀民營企業與民營企業家。在智能化、綠色化、綜合化的大方向下穩打穩扎，不脫實向虛，不貪大求洋，不急功近利。這是高層對建設現代產業體系，推動中國制造向智造轉變所定的總基調。
我們需要客觀冷靜認識當前的發展階段和主要矛盾。與工業化初期中國一窮二白的背景下供給短缺是主要矛盾相比，當前中國已經成為第一大制造業強國、第二大經濟體、工業門類最齊全的國家，人均收入已經達到世界平均水平......可以說，中國已經走完了基本的工業化歷程，當前已經進入后工業時代。在后工業時代，能否發現并激發需求或能否不斷向外拓展市場才是主要矛盾。
這也意味著，中國制造業的發展環境也已經不再是主要靠政府政策扶持的初級階段，而是經歷了半個世紀培養了大批優秀卓越、具有國際競爭力水平的世界500強企業的成熟階段。在這個階段，低端產業鏈轉移、產業集中度上升在所難免，同時一批產業鏈鏈主企業和創新鏈技術領軍企業迅速崛起，它們在產業集群中所發揮的正外部性正起著與政府產業政策機制不同但效果相似的作用。
在當前的形勢下，具有強大供應鏈穩定能力和國際化經營能力的大型制造業民企正挺身而出，以市場的力量在供給側推動中國制造向中國智造升級，在需求側通過產業鏈的延展和供應鏈的滲透，將訂單和創新向大批中小企業分發和輻射，提高就業水平和居民可支配收入。5月6日，聯想在深圳的南方智造基地正式規模化投產，在全國“東西南北中”的定位是打造生產復雜性、智能化水平最高的“母本工廠”。基地投資20億元，產值超500億元，年產能達到1600萬臺，帶動上下游中小企業就業十幾萬人。這種模式不僅在供給側引領產業升級，還在需求側創造訂單、就業和周邊的投資和消費，助推了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真正落地。大型制造業民企的這種舉措，以一種更高水平對外開放的“中國+”姿勢，有效的應對了西方國家的“中國+1”戰略。
這就是為何國家高層最近一而再再而三的強調民營經濟的作用，就是因為民營經濟不僅可以創造和改善供給（壓制通脹），還可以通過提高就業創造和提高需求，能最大化的暢通供給和需求的內循環關系。
當然，我們也需要認識到中國制造業仍然存在大而不強、小而無序、創新不足、核心技術和材料依然在外等問題。我們過去解決這些問題主要依靠國家自上而下的產業政策，但是現在我們手中又多了一副牌，那就是改革開放四十多年成功培養了一批優秀的大型制造業民企。它們經歷了改革開放的全部歷程，經歷了一次次技術革命浪潮的洗禮，一次次全球驚濤駭浪的沖擊，經受住了歷史和時代的考驗，積累了深厚的海內外客戶資源，具有較強的國際化和跨國經營能力。就像戰場上最寶貴的資源是“老兵”，這些成立幾十年、歷久彌新的民營企業，是中國改革開放最寶貴的財富之一。
今天，這些“民企老兵”已經成為各領域的產業領軍企業、供應鏈鏈主和產業龍頭企業。后工業化時代，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歷史洪流中，中國制造業如何抵御類似美國后工業化時代產業空心化的命運，在還沒有成為發達成熟的現代消費型、福利型國家之前，需要繼續引領以數字化、綠色化、高端化為主線的新一輪工業化浪潮。從美國、德國、日本等已經走過這個階段的成熟工業國家來看，大型領軍、跨國制造業民企，與政府的產業政策主導者一樣，在其中起著極為關鍵的作用。
因此，中國新一輪工業化浪潮需要產業領軍企業和產業鏈龍頭企業的帶動和拉動，他們促進新一波產業集聚，然后形成新一波技術和需求外溢，在創造供給的同時改善需求，真正打造出暢通的內循環體系。最近幾年，華為、騰訊、聯想、京東、格力等大型民企在各地建設制造、物流、倉儲、研發等中心或基地，極大的帶動了當地的經濟并形成了具有內生創新能力的產業集群。
1.
從工業化到后工業化：
正在加速的歷史進程
工業化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基礎。中國用半個世紀的時間走完了成熟工業國家幾百年的歷史進程，并且沒有發生西方發達國家在這個過程中出現的諸如世界戰爭、社會暴亂、金融危機等大的災難，可以說是一種奇跡。綜合來看，中國工業化奇跡的原因大體有三個：
1、強大的國家能力，穩定的社會基礎。從世界各國工業化的成敗歷史經驗來看，在工業化的初期，國家能力極為關鍵，可以說是一個基礎的必要條件。無論是早期工業化的英國、美國，還是后期的德國、日本，都需要一個強大的國家：第一，通過構建完善的司法、安全和治理體系提供穩定的社會環境，軍閥混戰和社會暴亂的情形下無法順利推動工業化；第二，組織公共資源和動員社會力量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比如公路、鐵路、港口、城市、工廠園區等生產、物流體系。沒有這些，就不可能形成工業化所必需的社會環境、市場經濟、生產體系和物流及供應鏈、產業鏈體系。
2、先進的學習對象，正確的發展道路。后發的工業化國家要想找回“失去的時間”，快速的跟上歷史的步伐完成工業化，最有效的方法是找到一個學習對象進行深度模仿。美國曾經學習英國，日本曾經學習德國。中國在工業化初期先是學習蘇聯打下了重工業基礎，改革開放主要是學習美國等西方國家，通過市場經濟的方式大力發展民營企業，快速的完成了工業化歷程。但是主意的是，學習模仿不等于照搬。中國在工業化進程中，始終堅持走中國式工業化道路，既不激進搞休克療法，也不搞閉門造車，而是將西方工業化的先進經驗與中國獨有的國情和發展階段相結合，充分利用大國規模經濟的優勢，走出了一段屬于自己的中國式工業化道路。
3、充裕的勞動要素，寬容的世俗文化。上世紀60年代嬰兒潮疊加計劃生育政策大大降低了中國改革開放后一段時期的撫養比，較低的城市化水平為工業化提供了似乎無窮的年輕勞動力。中國的傳統文化以現實實用主義為內核，在解放思想后發家致富幾乎成為社會主流價值觀，沒有印度、中東國家等強烈的宗教意識束縛。西方的消費主義、物質主義一傳入中國，就成為驅動經濟快速增長的巨大精神力量。
快速的工業化過程中并不是沒有問題，環境污染、過度物質主義、價值虛無主義、貧富分化等西方工業化已經完成的社會所有的問題，也在中國出現了。如果說過去半個世紀，依靠的主要是國家能力構建的市場經濟，模仿和學習美國等成熟工業國家，采取漸進式、局部式改革，充分調動了年輕的農村勞動力人口進廠、進城，對西方等世界文化和理念保持一種寬容甚至是充分吸收的態度——如果說這個過程是第一階段的中國式工業化進程，那么接下來在全球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中國正面臨一個復雜的充滿不確定性的與過去發展模式有很大不同的“后工業化進程”。在后工業化階段，有以下幾個矛盾會顯得特別突出：
1、政府與市場之間的矛盾。現在的很多問題都處于政府和市場之間，比如養老、醫療、教育、環境污染等，政府和市場的邊界比較模糊，不是單一角色能解決的。
2、社會與資本之間的矛盾。中國是大國經濟，對應的也應該形成一批優秀的大型民營企業。然而這些企業又很容易形成自然壟斷，引起社會的擔憂和不滿。比如平臺經濟，一方面社會離不開其帶來的靈活就業，但是又擔心其利用平臺壟斷地位過度攫取利潤。
3、供給與需求之間的矛盾。快速的工業化往往會快速擴大供給，但是由于需求改善相對較慢，如果沒有海外市場對需求進行消化，很容易引起周期性的產能過剩。當前需求不足是經濟復蘇的主要矛盾。
這幾個矛盾的集中體現之一，是房地產與制造業之間的矛盾，兩者之間既有相容共生的地方，又有對立矛盾的地方。房地產的重要性在于可以創造內需，一部分可以消化和帶動制造業的產能，但同時也在提高制造業的成本，削弱中國制造業的競爭力。可以說，如何處理好房地產與制造業之間的關系，是實現高質量的城市化和工業化的關鍵所在。
房地產是如何落入“妖魔化”陷阱的，其中的原因很復雜。過去的發展經驗來看，房地產最大的貢獻是可以創造需求——投資和消費雙重需求。它不僅帶動鋼鐵、水泥等上游生產資料的需求，還可以帶動家電、家具、裝修、建材等下游消費資料的需求，以及設計、綠化、物業、搬運等服務需求，是大基建投資無法做到的。中國制造改善的是中國乃至全球的供給曲線，但無法創造足夠的國內需求，很大一部分需求依賴海外。
因此需求約束，即商品賣給誰，是中國經濟擺脫過度依賴房地產，全面轉向高端制造業的后工業時代的核心問題。為此除了推動更高水平改革開放外，還要大力擴大內需實現真正的內循環。但是要做到這一點，改革的重點不是供給側，也不是需求側，而是分配側，即蛋糕如何分配的問題。解決這個問題，除了深層次的社會治理變革和財稅體制改革之外，大力發展能帶來充分和大面積就業的民營經濟，尤其是能夠帶來穩定、高端就業的大型民營企業集團則是其中的關鍵。
2.
從中國制造到中國智造：不僅僅是技術革命
隨著人口紅利漸行漸遠，勞動市場結構化矛盾突出，雙碳目標成為中國向全世界承諾的大國責任，國際競爭格局發生巨大變化，眾多領域中國已經不再是模仿者和學習者而是先行者和領軍者，競爭壓力非常大且風險向大國政治沖突領域外溢。在這種形勢下，中國制造需要加快產業和技術升級，從中國制造轉向中國智造，只有這樣才能順應緩和后工業化時代的新矛盾，符合新的要求。
首先，中國的總量人口紅利雖然不再顯著，甚至已經演變為以養老金精算赤字為主的人口負債，但是勞動力市場結構性矛盾非常突出，主要表現為高等教育的大學生供給過剩，但技術類專業類藍領產業工人數量卻存在較大的缺口。所謂的人力資本投資過剩，作為碩士和博士培養數量最多的國家，但是無法提供相應崗位的就業，這與產業結構升級相對緩慢有很大關系。只有繼續加快推動包括現代金融在內的產業現代化水平，推動中國制造向中國智造躍遷，走智能化的工業轉型之路，才能充分利用這些人力資本，從而提升中國的高質量發展水平。
其次，環境資源也無法支撐傳統的高耗能重工業。一方面，過去粗放式發展模式已經讓中國的環境不堪重負，在轉型前的幾年，中國的霧霾天氣非常嚴重，已經到了影響正常生活和生命健康的地步。另一方面，中國傳統化石能源儲備并不充足，無法支撐傳統工業的進一步擴大產能。中國的石化能源主要是煤炭，石油天然氣等進口依賴度較高，存在著高耗能耗碳的問題，也存在著較大的能源安全風險。為了解決這些，中國必須降低能耗，走綠色化的工業轉型之路。
第三，制造業產業升級過程中，如何避免因為資本產出比越來越大帶來的貧富差距問題，這是西方發達國家在過去普遍的教訓，現在成了眾多社會問題的根源。中國制造走向中國智造，伴隨的是自動化程度的提高和人力數量的降低，即就業密集度的下降。此時就會產生資本和社會的矛盾。為了避免這個問題，中國在構建現代產業體系的過程中，還要注意大型企業的社會責任，注意發揮核心企業對整個產業鏈和產業生態的帶動和哺育。國際上通行的做法是構建ESG評價體系，注重考核大型企業在綠色環保、公司治理和社會責任方面的承擔。
除此之外，還需要發揮現代產業內生的創新外溢和柔性生產以及供應鏈的韌性，這是當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每個國家現代產業體系必須考量的地方。在這種錯綜復雜的形勢下打造現代產業體系，并不僅僅是技術革命問題，更需要經濟治理和資源組織體系的深刻重構。
很多地方政府的嘗試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其中一個典型的做法是改變過去以規模為主無重點的產業招商引資模式，推行“1+N+X”的以點帶面，以市場內驅力為核心動力的集約化精準化模式。這里的“1”是大型領軍、鏈主、龍頭企業，N是產業鏈上的眾多中小企業，X是圍繞這一產業集群形成的經濟生態，比如由產業園區帶動的娛樂、餐飲、住宿、文化、研發等多元產業形態。
這個模式的好處，第一是更加市場化、專業化，讓龍頭企業帶動產業鏈，提高就業密集度。企業在發現信息方面更加及時、準確、敏銳。第二是大型龍頭企業可以承擔一部分需要公共資源投入承擔的基礎研發工作，可以降低財政負擔，將財政資源更多的投入到民生和社會保障領域，降低政府的低效、無效投資。第三是暢通內循環，在產業擴大供給的同時也提高了長期需求。
很多大型制造業民企積極踐行這種模式。聯想集團在深圳的南方智能制造基地，就是這種新型制造業和現代產業體系的典范。基地有五大看點值得學習：
首先充分利用數字化手段，將制造生產中的人、機、料、法、環，全面置于邊、數、云、網、智的數字基礎設施之上，為全球工廠打造“母本樣式”，當前正在向墨西哥工廠和匈牙利工廠輸出技術和人才。
其次，大力拓展產業鏈、完善供應鏈、激活創新鏈、穩固資金鏈、豐富信息鏈，全面延展產業生態，帶來上下游企業幾十萬人的就業。
第三，發揮產業鏈鏈主、供應鏈核心企業、創新鏈技術領軍企業的角色作用，主動承擔整個產業集群內的供應鏈管理和創新管理的成本和風險，將確定性更多的留給風險防范能力弱的中小企業，實際上承擔了較多的社會責任。
第四，產業園區全部采用綠色低碳環保技術，并發揮鏈主和領軍企業的作用，將綠色低碳理念在全產業鏈普及，比如在采購過程中注意上游企業是否達到低碳標準。
第五，積極踐行ESG理念，并利用行業地位在全行業進行倡導推廣。值得一提的是，作為中國走向全球的一家大型跨國公司，聯想集團在ESG領域的實踐已超過16年，連續多年MSCI-ESG評級在AA級以上，去年上調到全球最高等級AAA級。說明聯想集團作為一家大型民企集團，特別重視財務目標之外的社會公益事業，并取得了國際社會的認可，有利于更好的開拓海外市場。
因此，在從中國制造向中國智造的轉型過程中，不能也無法再主要依靠政府的培育和扶持，需要更深層次的市場化力量。中國近半個世紀工業化進程中培育出來的大型制造業民企，恰恰具備這樣的力量。中國制造業在轉型升級過程中，需要規制這些大型企業可能壟斷帶來的市場低效率，充分發揮這些大型民企在產業技術升級和新興經濟生態培育中的作用。這是不同于其他國家的中國式工業化之路。
3.
從政策外推到企業內驅：
工業社會的生命力
在房地產處于調整狀態無法再刺激內需，全球周期性衰退也無法再依靠外需的大背景下，“供給側建設現代產業體系+需求側擴大以消費為主的內需”，成為中國經濟轉型唯一可行而且理應走的道路。
基于此，不到半個月的時間高層召開的三次會議，都一再強調這樣的發展道路。實業興邦，制造業轉型，振興民營經濟，成為未來幾年政策的主基調。4月28日一季度政治局會議，強調“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最重要的一環是堅持把發展經濟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5月5日召開的二十屆中央財經委第一次會議，聚焦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和人口高質量發展，特別提出“要大力建設世界一流企業，倍加珍惜愛護優秀企業家，大力培養大國工匠”。之后召開的國常會，則進一步提出“加快發展先進制造業集群”，實現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的緊密結合。
可見，頂層設計的思路是非常清晰的，關鍵是如何落地。執行層面可以有兩種選擇，一是以各級、各地政府為主，繼續通過招商引資和基建投資的方式建構產業集群。二是以市場經濟和民營企業為主，借助全國統一大市場的規模優勢和門類最齊全、產業鏈最完整的產業優勢，激發制造業體系的內生驅動力，讓企業自己去選擇。
事實證明，單獨依靠政府和單獨依靠市場，都很難讓中國制造業走向最優的轉型發展之路。最好的方式兩者的有效結合，這個道理也是公認的，問題是以誰為主。在后工業化時代，決定制造業運行的基本產業規律發生了巨大變化，產業體系結構越來越復雜，越來越不穩定，不確定性越來越高，很顯然繼續以政府線性產業政策為主的“工程設計思維”已經很難適應現代產業體系。構建現代產業體系必須以市場為主導，而能夠代表有效市場力量的，則是那些處于龍頭地位的大型制造業民企。這些企業歷經風浪后，現在已經成為極為稀缺的資源。
這意味著，在后工業化時代，中國的制造業要突圍，必須發揮龍頭民企作為“頭雁”的帶領引航作用。政府則逐漸學會如何“無為”，學會“無不為”——不再是過去的“有為”，而是“無不為”。“有為”和“無不為”的差別是根本性的，但是很多人不理解，容易走極端：或者過度有為，破壞和扭曲市場秩序；或者躺平不為，“只踩剎車不踩油門”。這種治理智慧，需要以市場為主導，有效市場與“無為”政府有機結合。
這也意味著，現代產業體系形成的驅動力，需要由政府政策外推轉向市場企業內驅，只有這樣才能保證中國制造業走向正確的轉型道路，否則很容易陷入頂層設計的“致命自負”。我們看到最近十年，成功的產業轉型都是以市場和企業為主導的驅動模式。最典型的是大型民企在各地建的生產、研發和創新基地，有效的帶動了產業的集聚、技術的輻射、創新的外溢、就業的提高。尤其是高端產業的發展，吸收了大量的高學歷年輕人就業，充分的利用了中國的人力資本，提高了潛在生產力水平。
比如華為在全國有九大生產基地，十大研究所，涵蓋了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經濟帶、都市圈，可以說是與國家的發展規劃嚴格保持一致，充分的利用了不同地區的資源稟賦和全國統一大市場。
格力在全球建有14個生產基地，其中國內12個，海外的基地建在巴西、巴基斯坦，充分的利用了國內和一帶一路海外資源和市場。
聯想集團的戰略非常清晰，市場是全球化的，但帶來就業、稅收、產業生態、技術輻射和創新外溢的生產和研發基地以國內為主，迄今已經形成了“東西南北中”的全國布局，在北京、天津、合肥、武漢、深圳都設有產業集群級別的生產基地。剛剛規模化投產的設在深圳的南方智能制造基地，充分利用了政府頂層規劃的大灣區在創新和海外物流航運方面的優勢，利用全球訂單帶動國內產業鏈、創新動力和社會就業，可以說是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的典型結合。
可見，從政策外推到企業內驅的制造業轉型之路，代表市場力量的大型制造業民企在其中發揮著關鍵的作用。當然，這些大型民企也具有較強的壟斷力量，也可能削弱市場經濟的活力，就看如何規范和引導。我們相信，政府通過轉變治理理念，加大長期的法律制度供給，可以有效的抑制這些大型民企負的外部性，激勵他們更多的發揮正的外部性，就可以順利的推進中國產業現代化的進程，繼而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