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消息網5月17日報道 美國《國家利益》雜志網站4月29日刊發題為《美國即將迎來“大爆發”時刻嗎？》的文章，作者是該刊執行主編卡洛斯·羅亞。全文摘編如下：
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杰克·沙利文最近在布魯金斯學會發表的《重振美國經濟領導地位》的演講意義重大。他的講話標志著美國戰略和經濟思維的深刻轉變；承認美國幾十年來的所作所為所說有很多是錯誤的；承認痛苦和緊迫的改革是必要的。但是，認識到變革的必要性與成功實施變革是截然不同的兩件事。
舊“華盛頓共識”失敗
沙利文的演講不僅反映他的個人觀點，演講發表若干天以前就被宣傳為“拜登政府的國際經濟綱領”。這篇演講是對美國過去40多年來堅定的自由市場經濟政策的強烈否定。他還承認偏袒金融業而非“實體經濟”的錯誤：“我們的工業能力——這對任何國家有能力繼續創新都至關重要——受到重創?！?/span>
沙利文指出，美國的國際經濟政策基于一個前提，即經濟一體化可能使各國采納從本質上說屬于西方的政治價值觀，但事實證明這種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極其錯誤。
除了這些問題，沙利文還提出氣候危機和經濟不平等兩大挑戰，后者在一定程度上是過去經濟思維的結果。這兩個問題從根本上改變經濟格局，需要采用新的經濟學方法。涓滴經濟學、壓制工會、減稅、放松監管和企業集中——這些都是自由市場思維的產物——讓情況變得更糟。所有這些因素加在一起的結果，危及美國和其他國家的民主穩定。沙利文認為，因此有必要采取一種新的經濟學方法來考慮這些新的現實，包括恢復產業政策。
改革面臨三大障礙
沙利文的言論當然值得歡迎，但承認有問題只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拜登政府面臨三大障礙，這些障礙將阻礙——如果不是徹底摧毀——其改革努力。
首先，這項新經濟政策的流行名稱為“新華盛頓共識”，顯然對應著以自由市場為導向的舊華盛頓共識，表明美國未能完全放棄當前的模式。這是一個癥狀，表明西方政策圈存在某種更廣泛的問題，也就是沒有能力在不依賴昔日榮耀的情況下，闡明并證明一種前瞻性的社會愿景。只需看看把經濟發展計劃塑造成“(針對某國或某地的)馬歇爾計劃”、“綠色新政”、針對中國挑戰的“更長的電報”，如此等等。你會感覺西方的決策已經黔驢技窮，點子都用光了。
其次，這篇演講并不誠實。沙利文強調，美國“在多個方面與中國競爭，但我們不尋求對抗或沖突。我們希望負責任地管理競爭，尋求在可能的地方與中國合作”。
這聽起來很空洞。本屆政府上臺以來對半導體實施重大出口管制，并通過商務部將眾多中國企業列入黑名單。商務部長吉娜·雷蒙多曾表示，美國必須與歐洲國家合作，“減緩中國的創新速度”。
《外交政策》專欄作家亞當·圖澤幾天前在分析財政部長珍妮特·耶倫關于與中國競爭的言論時發表一篇關鍵的評論。圖澤在總結耶倫闡明的立場時指出，“一個強大而自信的美國沒有理由阻擋中國的經濟和技術現代化道路；可是美國國家安全機構——全世界最龐大的國家安全機構——把每一個領域都定義為至關重要的國家利益”。
華盛頓似乎希望兩者兼得：它認識到必須實施痛苦(但必要的)改革，而這實際上需要有限度地縮減美國主導的單極世界秩序，同時又在某種程度上維持這種秩序，拒絕對多極化的前景讓步。這一點的可行性有待商榷。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盡管沙利文的講話承認迫切需要解決美國的多重經濟問題和挑戰，但在美國當前的政治和社會經濟背景下，這樣的改變能否實現仍是個未知數。我曾經熱情撰文支持這種改變，但鑒于新冠疫情造成的結構性經濟影響、俄烏沖突以及華盛頓對這些事件的反應，我現在持懷疑態度。我們的處境比過去要弱得多，國內的政治團結三年來受到削弱。
國內利益根深蒂固
想想華爾街。作為信貸的發起者和經濟最重要的參與者，美國的銀行真能接受美國金融30年輝煌的終結嗎？目前的低利率環境已經使這些機構在華盛頓的游說開支增加20%。風險資本家、私募股權公司和投資者會歡迎一個選擇有限的世界嗎？在這樣一個世界，投資于技術軟件、兩年就獲得5至10倍回報不再是一個選項，資金必須投向長期(10至20年)、低回報(相對于技術)且充滿風險的項目，比如工廠和煉油廠?；诔ＷR，這樣的變革每一步都面臨阻力。
軍工領域呢？主要承包商會愿意接受痛苦的調整嗎？美國陸軍是否愿意接受為增強海軍實力而削減預算的想法？國會議員們真的會投票贊成關閉本選區內不必要的基地、工廠和其他就業設施嗎？數百名前軍方高層官員，包括有影響力和懂媒體的官員，是否會接受高回報咨詢工作的終結，盡管從財政角度是必要的？
在這個時間點上，實施美國的工業戰略并非易事。美國雖然仍然富裕強大，但面臨內部政治分裂和多個外部挑戰者。或許最令人擔憂的是，美國國內利益根深蒂固，將堅決反對國內國際經濟綱領中任何激進但必要的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