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鄭永年
“中國沖擊2.0”？
唯有擁有足夠的產能，才能改變世界。
美國財長耶倫訪華期間，將中國新能源產業的快速發展定義為“產能過剩”，認為這對美國構成威脅。本文認為，這并非西方首次渲染中國的“經濟戰”，類似的認知戰旨在抹黑中國的經濟崛起。面對西方的指責，中國官方予以有力回應，但政策研究和學界的反應顯得軟弱無力。
作者強調要跳出西方經濟學教科書的思維，從政治角度審視問題的本質。歷史表明，具有比較優勢的國家倡導自由貿易，而后發國家則傾向于貿易保護主義。如今，中國憑借制造業優勢引領全球化，自然會受到美國等國的遏制。在應對挑戰的過程中，中國需要保持定力，以開放促進共贏，承擔大國責任。
到底是誰沒有讀好經濟學？
美國財長耶倫訪華，主題之一是和中國討論所謂的“產能過剩”問題。在中美經濟關系上，美國認為，拜登政府現在面臨的最緊迫問題是如何解決中國“電動載人汽車、鋰離子電池和太陽能電池”的出口對美國正在耗費數萬億美元發展的行業所構成的威脅。
實際上，最近一段時間以來，美國政策研究界和媒體大肆渲染所謂的中國向世界發動的“經濟戰”。這場認知戰的目的是要使人們相信中國因為內部經濟萎靡不振，為扭轉經濟前景，正將中國制造的廉價商品銷往全球；并且認定中國企業為海量過剩產品尋找海外市場是在中國政府引導的廉價貸款支撐下進行的。美國《華爾街日報》發文將此視為是“中國沖擊2.0”，是繼20多年前中國沖擊全球制造業之后又一次規模數以兆美元計的考驗。
無論是“產能過剩”還是“經濟戰”，本質上，都是西方近年對華經濟認知戰的一部分。可以預計，西方今后類似這樣的“中國敘事”會不斷產生。中國當然不能也不應該接受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的說法。李強總理在和耶倫北京會面時就對美方的觀點予以反駁，表示，應該從“市場角度”客觀地看待這個問題，出口激增是由全球需求推動的。中國商務部部長王文濤在訪問巴黎期間也回應了美方的觀點表示，“美國和歐洲對中國‘產能過剩'的指責是毫無根據的”。王文濤指出，中國電動汽車制造商的快速增長得益于創新和供應鏈，而不是中國政府的補貼。總理這里強調的是市場因素，因為在市場條件下，供需平衡，不會產生“產能過剩”；如果有“產能過剩”的現象，那也是暫時的。王文濤部長所強調的則是中國新能源領域所具有的比較優勢。
政府的回應如此，但政策研究界和學界的回應有些顯得力不從心，軟弱無力。這種局面不難理解，因為所謂的“產能過剩”的議題為美國所設置，而我們的學者只是回應，并且回應根本就沒有跳出西方教科書的思維。有不少人諷刺耶倫沒有讀好經濟學。但問題是，到底是誰沒有讀好經濟學？不要懷疑耶倫的經濟學水平，是一些人自己沒有跳出西方經濟學的教科書水平，并且奉西方教科書為圣經。耶倫跳出了西方教科書的框架，而中國的學者沒有。不僅如此，如果檢索一下文獻，不難發現，大部分論述“產能過剩”的文獻都是由中國學者所作。美國人用“產能過剩”來指責中國，但這個概念卻原本是由中國學者“發揚光大”的。其實，這些年來，類似的事情層出不窮。西方制造出某些概念（尤其是針對中國的概念），中國學者不問這些概念的涵義，一哄而上，很快推動這些概念的傳播。這是中國學界需要反思的。
西方對中國所謂的“產能過剩”的指責不是第一次了。第一次，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開始向世界出口大量物美價廉的中國產品，被外界的一些人（無論是西方還是非西方，例如東南亞）視為是產能過剩，對世界構成威脅。第二次在十多年前，當中國政府啟動“一帶一路”倡議時，西方再次說中國的“產能過剩”。盡管“一帶一路”目標國家并非西方，而是廣大的發展中國家，西方依然稱“一帶一路”倡議為“新帝國主義”“新殖民主義”“債務陷阱”等等，不一而足。現在當中國向世界出口新能源產品的時候，盡管這完全符合西方多年來所追求的“環保主義”價值，西方再次制造出“產能過剩”敘事。所以，這至少是第三次了，但也不會是最后一次。隨著中國推行“高質量發展”戰略，向世界出口越來越多的“中國制造”的時候，這樣的事情會變得越來越頻繁，人們需要有足夠的思想和理論準備。
“產能過剩”的本質
問題在于我們需要一個什么樣的敘事？經濟學能夠解釋這個現象，但這個問題的本質則是政治的。這一點，美國人本身也不會否認。美國彭博社發表評論文章說，耶倫近期關于中國新能源行業存在“產能過剩”的言論違背了兩百多年來經濟學最基本的原理之一，即比較優勢理論。根據該理論，如果一國能夠以更低成本生產某種產品，其他國家不應設置關稅壁壘，而是應該進口這一產品，同時出口自己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
如果從政治層面來看問題，人們可以看到經濟學教科書所無法解釋的問題。歷史地看，具有比較優勢的國家（往往是發達國家）提倡自由貿易，而沒有比較優勢或者具有較少比較優勢的國家（往往是后發國家）提倡貿易保護主義。這是早期經濟學所說的“比較優勢”是指自然形成的比較優勢，適用于傳統的貿易。但今天無論是西方還是非西方，各國所具有的“比較優勢”不再那么“自然”，而具有太多的“人工”要素，包括自然資源分布、制度機制安排、企業運行方式等。簡單地說，今天的“比較優勢”更多的是由一個國家的制造業水平決定的。在這個領域，從前是西方引領，因此是西方提倡自由貿易；現在是中國引領，因此是中國提倡自由貿易。
自工業化以來的250多年里，西方在制造業領域一直引領世界。西方引領大概分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歐洲國家引領，主要發生在二戰前。英國是世界上第一個實現工業化的國家，之后擴散到德國、法國和意大利等歐洲各國。“比較優勢”理論產生在英國是很自然的，因為英國具有比較優勢。較之英國，其他歐洲國家多少都實行貿易保護主義。“國民經濟體系”的概念產生在德國也是很自然的，因為要和英國競爭，德國的政府必須扮演更大的作用。美國也是如此，建國一代領袖尤其是財長漢密爾頓提倡重商主義，以高關稅來保護美國民族工業，等民族工業發展起來之后再實行開放。盡管美國在二戰前已經是世界上第一大經濟體，但其卷入世界事物的程度有限，制造業依然是歐洲國家的天下。
第二，工業化在二戰之后變得更加分散，更加多元化，呈現出美國、歐洲和日本“多足鼎立”的情形。日本是亞洲第一個實現工業化的國家，在其制造業崛起之后，亞洲各國市場充斥著日本產品，更是出口美國和西方。日本、德國和法國和美國也產生了諸多經濟糾紛，美國也是“無所不用其極”來打壓這些國家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直至這些國家的屈服。
因此，并不存在經濟學“教科書”的問題，因為這些國家的領袖和民眾讀的都是同一本“教科書”；甚至也不存在意識形態的問題，因為這些都屬于西方國家，并且都是美國的盟友。
美國開國元勛之一、第一任財政部長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圖源：Aspenia）
在上述這兩個階段，西方的工業化促成西方成為世界制造業中心，為西方國家創造了巨量的財富，大大提高了這些國家民眾的生活水平，促成了社會從工人階級向中產階級的提升。但在國際層面，西方的工業品大量銷往發展中國家。在早期，西方國家甚至不惜使用“大炮”打開落后國家的大門，向這些國家傾銷商品。實際上，在西方殖民地時代，殖民地既向宗主國提供原材料，也是宗主國傾銷商品的地方。二戰之后，當眾多國家脫離殖民地而獨立，而且具有了自我保護意識之后，為了保護西方的經濟利益，西方國家用國際貿易組織，即通過制定規則，來解決國家之間的經濟糾紛。
中國制造在全球化中崛起
自1980年代初美國里根革命和英國撒切爾革命之后，世界制造業能力分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英美國家盛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之后，英美制造業迅速衰落。盡管英美國家的基礎科研依然強大，但經濟過多地受資本影響，制造業大規模外遷。尤其是英國，幾乎放棄了制造業。對資本來說，因為國內工人的工資水平提高，制造業外遷便是為了減少成本，增加利潤。與此同時，英美金融業崛起，主宰世界。金融主導導致了實體經濟的金融化，金融經濟的虛擬化，不斷制造著泡沫，最終造就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不過，這里應當強調的是，金融業和風投需要區分開來，盡管風投也屬于金融服務。二戰以來，風投在美國產業發展過程了發揮了巨大的作用，美國的很多產業（包括諸多領域的制造業）都是風投用金融砸出來的。今天，在風投這一領域，美國依然獨領風騷。
但客觀地說，1980年之后美國和西方技術向非西方國家的擴散也有助于當地國家的工業化。也就是說，西方一些國家（尤其是英美）的去工業化有助于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
中國的制造業就是在這個過程中崛起的。至2023年，中國制造業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約30%。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實現了從所謂的“產能不足”（短缺經濟）向所謂的“產能過剩”（剩余經濟）的成功轉型。人們根本不需要回避政府在這一過程中的作用。近代以來，所有經濟體，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扮演了關鍵作用。自稱為自由經濟典范的美國，政府作用甚至更為巨大，尤其表現在軍工復合體上。今天美國的局面是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主導下產業政策的失誤。而中國正是因為政府抓住了機遇，變成了制造業強國。今天的印度想復制“中國模式”，但機遇不再，或者機遇不是像從前那么多了。
就制造業而言，今天的中國是產業最齊全的經濟體。盡管高端制造業依然有巨大的空間，但已經在中低端制造業占據了絕對的優勢。自特朗普以來，美國政府出臺了種種政策，希望促成“再工業化”。經驗地看，盡管美國取得了一些成績，但要真正實現產業回歸并不容易。在制造業的中低端，美國已經失去了比較優勢。比較而言，正是因為中國還處于制造業的中低端，制造業的升級不可避免，也不可阻擋。中國已經完成了從早期的技術復制到技術改進的進程，現在正在行走在從技術改進到技術創新的進程之中。隨著新質生產力戰略的推進，技術甚至產業的全面提升正在加速。
美國走向“政治主導經濟”
回到對美國的回應，中國自然不會因為美國的壓力而放棄出口。不過，中國的確需要考慮諸多影響未來的問題：美國和一些西方會如何回應？這些反應會如何影響經濟全球化？中國如何應對美國應對所產生的影響？
無論是以往的歷史還是近年來的經驗都顯示，如下幾個方面的變化已經在美國發生，也是不可避免的。
第一，美國重商主義的再崛起。政府通過行政干預，施行貿易保護主義。盡管美國的做法主要是針對中國的，但可以預見這一政策會擴大化和泛化。耶倫在與中國官員會面時說，中國大量出口產品可能會導致新的貿易限制以保護其新興產業。美國也可能征收額外的關稅。實際上，拜登政府一直維持著特朗普時期對中國產品所施加的高關稅。再次參加今年總統大選的特朗普也早已在叫嚷著要對中國產品征收更高的關稅；不僅如此，特朗普也揚言要對墨西哥進口到美國的產品，只要與中國有關，都征收高關稅。一個奉行新重商主義的美國會使得世界貿易體系更加碎片化，受影響的不僅是中國，而是整個世界。
第二，美國式國家資本主義的再現。國家資本主義強調的是經濟的計劃性和政府分配資源。這個趨勢至少已經出現在美國的芯片產業。就在耶倫在和中國會談的同時，拜登政府就宣布將向最先進微芯片的主要生產商臺積電提供高達66億美元的資助，努力將一些最前沿的半導體技術引入美國。實際上，美國政府一直在向半導體企業提供數十億美元的資助，以減少在關鍵微芯片方面對中國的依賴。就連美國的政策研究界和媒體都承認，美國政府的產業補助猶如“計劃經濟”，完全由白宮說了算，而無需從經濟邏輯上作任何論證。
第三，減少政府的監管，“做強做大”美國企業，以增加美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即相對于中國企業的競爭力）。就人工智能領域而言，美國業界和政治人物在一起呼吁政府干預的力度，即政府需要放寬限制來獲取美國在這一領域相對于中國的競爭能力。實際上，在人工智能領域，盡管美國各方包括業者一直在呼吁政府加強監管，但迄今美國并無聯邦層面的監管體系，所有的只是一些總統的行政命令。相對于其他所有國家，在人工智能領域，美國是最少監管的經濟體。業界和政治人物類似的呼吁僅僅是針對中國而言的，也就是說，為了和中國競爭，美國正在向“政治主導”方向行進。
沒有產能，就不能改變世界
很顯然，中國需要有定力，需要理性地回應。
如前所述，這不過是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對中國制造“產能過剩”敘事罷了。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一些國家就聲稱中國經濟威脅論，認為中國會搶走他們的飯碗。但這個恐懼馬上煙消云散了。中國的工業化承接了來自西方和亞洲很多國家的中低端制造業，促成了這些國家經濟的轉型；同時，在很多年里，中國對世界經濟的貢獻達到50%左右。同樣，西方對“一帶一路”倡議的污蔑在當地國家也成為過去。在倡議實施的10多年里，西方所說的有關“一帶一路”的各種陷阱并沒有發生。相反，這一倡議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印尼高鐵、老撾鐵路、非洲工業園區等，這些只有當地國家的人們才有權力評價。只不過很可惜了，對中國學界而言，并沒有總結好“一帶一路”的經驗。迄今，即使在中國學者群體中，對“一帶一路”的評價呈現兩個極端，一個極端是過度政治化的解讀，另一個極端是過度西方經濟學的解釋。
中國也無需回避中國出口對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影響。盡管美國和西方一些國家的不僅西方“反擊”中國而且也包括巴西、印度、墨西哥等新興經濟體加入反擊行列的說法夸大其詞，但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實踐層面來看，因為中國在一些產業所具有的比較優勢，中國的出口對這些經濟體也的確會產生影響和壓力，至少對這些國家的一些產業。對此，中國需要對這些國家實行更加開放的政策，多進口這些國家具有優勢的產品。
在企業層面，中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美國的強大是企業所為，而非政府。馬斯克的特斯拉本身不具有目的，而是為了其他目標，特斯拉的盈利只是為了來支撐更宏大的目標，即向宇宙進軍。中國只有在包括新能源汽車在內的屈指可數的領域具有了比較優勢，而美國更多的領域（特別是在高科技領域）具有比較優勢。地球是平的，卻是不公平的。如果要實現公平，中國需要在更多的領域實現比較優勢。
2024年，在埃塞俄比亞杜凱姆市的東方工業園，工人在東方紡織印染有限公司的車間內工作（圖源：新華社）
在國際層面，中國絕對不能學美國，一旦遇到外部壓力，就搞起貿易保護主義。相反，中國要承擔起大國的責任，通過高水平開放來實現共贏。今天，對越來越多的國家來說，中國本身的開放就是推動世界經濟再平衡的最有效的“國際公共品”。
沒有產能，就不能改變世界。一個擁有足夠改變世界的產能的中國有助于塑造出一個更加可持續發展和公平的世界經濟新秩序。
